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说家，却从未在此事上努力过。阻碍我的，恰恰是虚构类写作赋予的高度自由。相较之下，美术史看似是门严肃的科学，但它兼顾了客观与想象。美术史写作虽说依赖史实，它描述的对象——艺术本身，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可以这样说，美术史研究不仅提供了写作的方向，还满足了我寻珍觅奇的欲望，这种自由与理性并存的体验，或许很难在其他人文学科中达成。
张茜，80后青年学者，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当前关注西方早期文艺复兴艺术品的题材、寓意与鉴藏等问题。曾在《文艺研究》《新美术》《美术史与观念史》等期刊发表若干论文，译有《费顿焦点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人民的形象：古斯塔夫·库尔贝与1848年革命》。
绘画也是如此。如今艺术家几乎不受题材、技术方面的限制，他们终日思考的是在极为自由的创作环境中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如何实现。如果没有受过美术史训练，大部分人会将艺术创作理解为对自然或社会的模仿与观察，而瑞士美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不这么认为。他指出：“艺术家的出发点源于艺术作品的经验。”换句话说，艺术家的创作是对传统与风格的修改和调整，是不断制作与匹配“图式”(Schema)的过程。
在美术史的星河里，每一代艺术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向前人致敬，无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罗马精神的再现，还是宋元文人画对老庄哲学的追随。E·H·贡布里希爵士在《木马沉思录：论艺术形式的根源》中用“镜子厅”和“回音廊”作譬喻对此进行了回应，他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种场景：艺术家准备好想要处理的题材之前，脑海里必然存在已知的图式，这些图式是过去艺术家们的成果，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当描绘发生的时候，艺术家就像置身于镜子厅和回音廊中那样，旧图式被不断唤起，题材的意义在特定的视觉秩序中以新的图式(形式)再次展现，只不过它们一旦成为大众认可的艺术，也必然变成图式惯例中的一部分。因此艺术家思考创新，也回避不了传统。阅读伟大的艺术史著作会不断鞭策我，试图深刻地，不再简单化地看待现象。
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早在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时代就已经被重视了。近十年来，国内新媒体行业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演绎，反映了当代艺术家的三个目标：唤起、社交与实验。
图式唤起是上述美术史研究提供的观念。无论是《千里江山图》，还是工笔花鸟草虫，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古代艺术作品中被称作“母题”或“风格”的视觉特征，以动态的方式重新展现在大众眼前。艺术家需要精准地把握住古代艺术的精神，才不会歪曲经典。他们必须细致地处理“图式”，也就是琢磨艺术史，学习区分细节，才能让观者立刻辨识出这些经典。
艺术的社交性在我们的时代变得更加不可忽视。类似敦煌动画这样的小程序，让我们能够轻松地穿越时空，欣赏千年壁画。程序设计者对异代作品的理解，也在帮助古人继续充实创作。在一篇采访英国当代艺术家大卫·霍克尼的对话录中，他不断感慨过去的艺术如何提供了灵感，并促使他根据现状调整观看世界的方式。
最后，新媒体艺术工作者们也诠释了实验的精神。艺术层出不穷的呈现方式，再现了人类不断开拓和探索世界的漫长轨迹。通过假设被不断检验的过程，新的视觉意味逐渐被文明采纳。实验将艺术作品中饱含感染力的特质筛选出来，在时间的沉淀中转变为人们根深蒂固的心理力量。而新媒体艺术工作者们的尝试，正是在为我们联结古代与未来不懈努力。
文/张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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