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无疑是人类宣战传染病的最有效武器，天花和脊髓灰质炎两种致死和致残的病毒基本消除。中国自制疫苗，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疫苗研发、生产、使用和监管体系，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靠自己力量解决免疫需求的国家之一。
但是，我国疫苗产业仍面临创新不足、源头技术缺失、监管机制失灵、权力寻租空间、外国资本竞争的严重困境。疫苗既是我国医疗生物水平的体现，也是面对突发新型传染病的实力储备，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最坚实的御防!
(一)中国疫苗行业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1、创新裹足不前
中国疫苗产业在防治大规模传染病方面取得巨大成绩，并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免疫计划体系。但后来承担国家疫苗研发生产任务的卫生部六大卫生所与政府脱钩，各生物所自负盈亏，经营以短期效益为主，中国疫苗产业在上世纪末陷入沉寂，近年来上市的IPV疫苗也是建立在我国90年代的基础研究上，也是不断的人才和技术的积累。目前我国有多家疫苗生产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新产品少、市场集中度低，同质化竞争严重。
2、源头技术缺失
欧美国家已在创新疫苗开发技术和设备供应对我国国有企业实行限制。如开发病毒性疫苗有效手段构建的各种载体基本来自国外。研发疫苗需要构建的新型细胞，未来导入特殊序列、受体等的细胞系均来自国外，美国对于生物技术出口管制严格，目前一些进口已受限。未来在世界贸易博弈中，倘若所有核心科研和生产设备、仪器、材料均有赖于进口，一旦实施禁运，中国的疫苗生产经营将出现无法估量的损失。
3、监管机制失衡
国内专家学者被隔离在药物或疫苗上市前有效性与安全性评审，且现有上市产品中含有经过透明权威第三方上市前研究的过程，预示我国整体监测管理体制仍高度不专业化，既无具有可行性的严格监管政策，也缺乏人员与人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在全球范围内均具有叫好的权威性，其乃是所有药企在任何药物的研发生产过程中需要攻克的终极关卡，对药物的安全与有效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反观中国，2017年国家食药监总局的部门总支出仅为16亿人民币，编制总人数为345名，其中稽查专员10名。即使政策再优，面对如此海量的监管工作，目前如何落实?永远只能隔靴抓痒，充当事件“灭火员”，只有惊动中上级领导，才有严控之举!
4、权力寻租空间
自2016年山东省内遭到浦曝光无证经营冻干疫苗和白蛋白等生物制剂，且无储存和运输冷链设施，造成超温无效疫苗在大范围内使用以来，疫苗安全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无效疫苗事件多次触发群众的敏感神经，且面对再三出现品质问题，如此无良的行径，作为行业监管部门并未采取有效之举，以有效制止问题疫苗流向社会，无疑应对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提起问责。然而，问责之外是构建长效与高压的警戒机制。暴利促使生产企业违规经营，其违规成本之低，无疑助长了不良之风，其背后均不良行为尚乏刮骨之策。
5、外国资本竞争
外资疫苗厂家除了在中国直接销售产品外，通过并购等方式在中国扩张。近30年来原卫生部下属的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被六大药企一直分工围猎。如诺华一直试图与成都所合资，默克在2010年通过对兰州所和长春所合资来控制中国疫苗产业的计划险些走偏。国产资本流失，让广大群众不断追捧境外企业的疫苗。
(二)建议
疫苗产业的安全性和国家能源安全、国防安全、粮食安全均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疫苗作为保障国民健康和公共卫生的基本公共产品，关乎百姓福祉，背后折射出的更是国家生物安全的抵御能力。
1、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国营化免疫疫苗产业。
疫苗是用来救人性命的，不是用来谋取暴利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具有无可比拟优越性，国营将有效多维度解决目前的困境。国营和国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有只是从资产或资金控股上，所有权属于国家，生产经营或部分环节，可以市场化运作。而市场化运作的重要特征，就是追求利润。而国营则不同，国营可以不讲利润，只讲社会效应。
然而，现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的飞跃，GDP也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的水平，政府具备较为雄厚资金可以进行全球化市场的开拓。对于疫苗这样的特殊且极端重要的行业，其核心价值不亚于能源、兵器、通信、高铁等，应考虑尽量剥离其行业逐利空间，增加其应有的公益性质，对免疫内的疫苗产品实施“国营”模式。
如此，将不复存招标或采购的问题，由政府直接下达生产指标，由国营企业完成生产。政府不需要拨专款给医院或防疫站用于采购，生产企业也不能通过销售这些疫苗谋利，既可落实全面免疫的健康中国方针，也将疫苗生产、运送、应用过程的所有环节形成闭环，责任分明，无缝监控。中国具有大量的成功先进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典范。
免疫名录内的疫苗最终成为政府国营主导的公益事业，逐利的资本都无从插足，更不可能有从中谋取暴利的空间。没有了利润的诱惑，也就不存在造假驱动力。许多国民需求的基本药物，也建议参考此模式，以驱除权力寻租空间。由于此类主要覆盖基本类制品，已经具有成熟的品质标准，生产端和输出端均无需重新投入研发成本，国营方只要集中精力于质量控制即将民生利益最大化。
2、强化基础研究，进行源头创新。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鉴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内环境条件，政策性将大规模传染病的控制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公共卫生任务之一，从人员、资金和政策等全面支持，举全国之力发展生物制药产业，使得建国后以疫苗为代表的生物制药迅速发展，并成功追赶世界疫苗研制水平。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九十年代以后相关产业大规模市场化虽然在经济形式上搞活了市场。
鉴于此，国家科学技术及卫生部门应进行基础研究攻关的持续性科学性规划，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和核心生产企业的相关科研资源，举全国之力发展我国疫苗为代表的生物制药产业。强烈建议通过长期和持续的投入，配套相应政策，设立政府专项或各类基金，鼓励基础研究，为创新及潜在转化应用积极开源，也可参照美国组建类似国立卫生研究中心(NIH)的专门生物医学研究平台，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连接相结合，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在临床的应用。
3、严控技术和产品进口、坚守国产供应底线。
以中国生物制品检验所为代表药监体系等几十年的努力建立了世界一流的标准和监管体系，不仅为中国生物制品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在防御疯牛病、麻腮风3联苗、国外主要血液制品等侵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给国家搭建了一个强有力的防务体系。
但是由于我们自身的防范意识和境外势力的影响等种种原因，这些年境外技术和产品进口依旧面临巨大挑战。建议未来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产品时，应进一步加强我国自己的技术标准和要求，设立必要有效门槛，促进我国疫苗事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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