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的重要竞争者及主要目的地。本文将从服务外包全球网络体系内的伙伴关系或治理关系角度，研究我国软件服务外包承接商与发包商的伙伴关系，对我国软件服务外包的低端分工地位作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一、服务外包的网络治理关系
服务外包网络内分工的地位是由网络内治理关系决定的。服务外包的全球分工网络体系下的承包商和发包商的关系可以分为战术型伙伴关系、战略型伙伴关系、转型伙伴关系三类。
在战术型伙伴关系中，服务环节或服务流程外包的原因在于缩减开支，减少员工未来的投资成本。因此，经营成本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由于双方短期的以完成目标为限的合作关系，客户不会对承包商有战略意义上的指导。譬如，由于美国国内市场上缺乏医疗保健人员、汽车机械工、保安、建筑工人等，因此将从事这类业务的环节外包到其他市场。编程、编码、转录、X光片阅读等工作，可以放在美国境外来完成，且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因为这些工作通常由承接国的大学毕业生来完成，且拥有比西方国家(往往是高中文凭的持有人)更好的技术技能。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将这种业务内部化生产的成本要高于从市场购买的成本，因此，客户将部分业务外包与承包商建立战术型业务联系就成为了必然。美国银行业通过外包服务业务职能，每年节省60亿至80亿元。这种战术型伙伴关系特征在于，客户要求承包商保质低成本完成某项业务即可。只要客户是基于成本的降低和服务效率的提高，只要承包商能够提供廉价高技能的服务，则服务外包网络就是“战术型”伙伴关系。
战略型伙伴关系形成源于客户在当地谋求发展的要求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推动，促使客户越来越需要更专注于自身的核心能力。全球化的压力使得公司面临着急剧变化的商业环境，企业更需要寻找有利于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内源型竞争优势。基于此，更多的客户将服务业务环节放在全球范围来经营。战略型伙伴关系的形成不仅仅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客户在寻找承包商时更多地着眼于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即谋求一起发展的角色，而不是单纯的买卖合同关系。客户会将经验积累和学习能力两个特性作为寻找供应商的考量要素。同时，有经验的供应商也通过积累经验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从而与客户一道成长。同时，客户也需要去学习一种组织管理的经验。组织能力的学习是一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包括如何处理与承包商的关系、理解他们的行为、如何使之更加协调、如何发掘客户的价值和需求，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和业务经营能力。
在转型伙伴关系中，客户面临着转型，而供应商此时被看做是保持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的同盟。典型的例子有宝洁、杜邦、思科 、荷兰银行、联合利华、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马里奥特公司等。形成转型伙伴关系的驱动力在于分散风险，增加灵活性。通过外包，能够避免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分散源于客户希望内部组织剥离这类业务。譬如瑞士国际航空和奥地利航空将收入和交通账单、乘客账单以及飞行程序管理交由AFS公司(印度Tata咨询服务公司属下的企业)，就意味着分散企业风险。由于市场的迅速变化，企业要不断地提高灵活性，灵活性也意味着一周7天24小时的服务，将不同的服务流程分布在不同的时区就有可能增加竞争力。譬如说，计算机制造商戴尔为了增加灵活性，将零部件的设计和创新交由多个供应商来完成，自身专注于与消费者需求相关的维修，以及与供应商建立联系的支持系统。客户更加依赖于外部环境和供应商的快速反应，因为客户本身已不具备国外供应商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能够战胜环境的不确定性，实现自身的转型。但“转型”伙伴关系的成功既需要供应商的创新能力和反应能力，也需要客户领导者的商业组织能力。
信赖和文化距离影响着上述治理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也是推动伙伴关系发展的两个要素。在战术型伙伴关系中，信赖是基于供应商能够按质按量完成承接的工作内容。而在转型伙伴关系中，信赖是基于双方对各自事业的忠诚以及对双方福利的关系，这种信赖有助于机会主义的降低，从而有助于创造价值。文化的差异体现在雇员价值理念和行为的差异化，对技术、客户态度的差异化，组织管理的差异化以及双方交流(发包商和承包商)的差异化。在战术型关系中，文化差异所起的作用不大。随着双方合作更加紧密，文化差异所发挥的作用增强。因而在转型伙伴关系中，寻找相似性文化的供应商所在国便成为客户考虑的因素。
二、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政策建议
商务部等八部门于2020年1月14日发布《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将企业开展云计算、基础软件、集成电路设计、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研发和应用纳入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范围。各地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内的研究机构、服务平台应如何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作用、人才蓄水池的效应，是各中介组织和服务机构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深圳市设立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集成电路设计、动漫画产业基地等公共平台，各服务平台机构应基于市场基础与企业紧密对接，明晰各服务园区的比较优势定位。从供给的角度看，部分服务外包企业走出去，接一手单、海外并购等方面欠缺经验，使得当前服务园区发展遇到瓶颈问题，凭借“一带一路”契机，政府及园区管委会应将产业制定和产业促进工作向鼓励服务外包企业在沿线建立国际接单机构、服务交付中心或研发中心等方面倾斜。鼓励园区组建产业集群国际团队，与各高校科研团队和实验室实现点对点对应服务，完善以重点新技术发展为导向的服务外包学院建立。通过完善国际化人才输送，满足国内高端人才供给短缺问题。
要重视培养中国软件外包的龙头企业，我国的软件承接商要获得技术租、关系租甚至品牌租，必须培养龙头企业，重视宣传和品牌建设，建立国际知名度和声誉，企业要培育起自身的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和无缝对接的供应系统，不仅需要加强与发包商的交流，建立与发包商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也需要以各科研机构学校合作，共同建立培养人才的机制，以保证“实用性、国际性”的软件服务人才的有效供给，通过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把单纯的编码工作提升为针对企业个性化的IT应用，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无缝对接”的供应能力。
中国的软件外包服务业应走差异化创新之路。虽然受当前软件服务外包网络分工的限制，我国本土的供应商在获得高端价值链环节的机会并不多，但中国已经成了许多国际企业的目标市场，软件的本地化必不可少，中国的软件外包可以走差异化的创新之路。北京、上海、杭州、西安、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集聚了数量较多的规模大、创新能力强的“领头羊”企业，区域内集聚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品牌效应可以使得产业园区内的品牌领导商和合同主导商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环节。“领头羊”企业应利用“一带一路”深度参与甚至主导服务规范、标准、规则和方案的制定实施，努力突破价值链分工陷阱，抓紧时间掌握核心技术，努力提高经济自主性。随着大量中资企业将成为发包方，将促进国内服务外包企业的投资支出和知识产出水平，并重塑服务外包产业集群新优势。
(文/张梅，作者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商务英语系主任，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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