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教育部的一份复函在网络上得到激烈讨论，这份函件是教育部对政协委员的一份有关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的答复。在这份提案中，委员围绕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注重培养阳刚之气这个话题展开意见，教育部的答复也非常稳重，重点提出了加强体育锻炼等措施。由于在用词上涉及了“男”“女”等性别字眼，触动了部分网民的神经，大家在网络平台上各抒己见，掀起了一次广泛讨论的热潮。浪潮之后，我们不妨从东、西方古典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或许为这一话题的讨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东方古典中的阳刚
中国古代典籍中，对阳刚的探索源远流长。
虽然没有更早的例子，但轴心时代的中国已经奠定了传承千年的理想男性人格，即“君子”的基本要求。在先秦诸典中，《论语》是最直接纪录孔子言语，也是论及君子最多的典籍，高达一百多次。在《论语》中，孔子说：“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可见，在君子之路上有“仁”“智”“勇”三个维度，凸显男性气质的“勇”仅仅是一个方面。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关照的就是社会中人的完整形态，男性气质并不是儒家关注的全部。
首次大量在著作中使用“阳刚”一词的，是宋代理学大儒朱熹。他在其著作《周易本义》中大量使用“阳刚”一词阐释乾道并与“阴柔”对举。其后使用阳刚一词也广泛出现在对《周易》的阐释中。《周易·系辞》中是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渊源，这也是从经学思想上确定了男性与阳刚的根本联系。从男女性别字眼上看，《说文解字》中：“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於田也。”，“女，妇人也。象形。王育说。”这“王育说”三字虽然没有什么让人信服的解释，但“男”字得于“田”、“力”是毫无疑问的。从事生产，养家糊口是男人的责任。“阳刚”在中国古典中，更多的是义理范畴的概念，很少直接与更为表象的男性气质或行为特征相关联。
西方古典中的阳刚
关于“阳刚”一词，在西方古典学和文学的语境中，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内涵。在古希腊神话中，用来象征男子气概的“阳刚”即“andreia”，可以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勇气”，另一个是“能力”。
对于创造了辉煌灿烂古希腊文明的古希腊人来讲，“阳刚”是一种天赐的恩赏，就像是李白的才气，它与生俱来，与凡夫俗子天生对立，是一种纯粹理想的化身。在古希腊神话中，这种天赋阳刚的代表是半人神阿克琉斯，他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决胜砝码，一人之力无人能敌。当然，这天赋不是白来的，他有个海洋女神的母亲和凡人英雄的父亲。由于海洋女神的努力，阿克琉斯除了脚踝以外没有弱点，战场上的他所向披靡，战无不利。因此，在知道自己无法被战胜的情况下，拥有阳刚气魄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以说，阿克琉斯是理想的阳刚化身，有绝对的不败能力，自然生发了不败的勇气。
然而，特洛伊战场上另一位更具有悲剧意义的英雄则代表了古希腊人所思考的另一种“阳刚”，即通过人为努力可以获得的男性气质，这位英雄就是赫克托耳。他是特洛伊王国的王子，最优秀的特洛伊战士，然而他是凡人，并没有刀枪不入的身体，他的“阳刚”来源于“理性”和“责任”。赫克托耳是丈夫，要担起保护妻儿的责任;身为兄长，要收拾弟弟帕里斯闯祸的烂摊子;身为儿子，他要帮助国王父亲应战;身为王子，他要带领军队不能怯战退缩。他并不好战，也不鲁莽，他更像是平衡的天平，温和、沉静。这更像是杜甫的才气，是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获得的。因此，无论是天生的亦或是人为的，阳刚在古希腊文明中是男性的品格，是勇气和能力的徽章，是蕴藏在古代典籍中，先哲对“人”属性的深刻思考。
当代文艺作品体现的阳刚之气
《周易》和《论语》中以概念和例证进行对“阳刚”的阐释;《荷马史诗》中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架构表达了“阳刚”的含义。而当代，文艺作品应当如何担负这一具有指向性的社会责任呢?
《战狼》和《湄公河行动》的出圈算是较为成功的尝试。警察、军队等身份要求其英勇无畏、能力超群，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表现复杂或者突发情况下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在与敌人斗争中表现出强健的体魄、超凡的能力、坚韧的心志等阳刚特质，并且在表达上还要注意务实，不能走“抗日神剧”的老路，即使表现艺术的形象，也要注意理性贯穿始终。成功塑造了现当代的“阳刚”形象，让观者在观看时为之振奋。
但除了几部出类拔萃的作品，当代的文艺实践更多的表现为娱乐市场的繁荣和审美理想的式微，以及市场选择对文艺创作的过度干预，难以引导大众对“阳刚”的正确认识。影视剧以“抗战”“古装”“玄幻”“耽改”为四大阵营齐头并进，后三者主要服务于年轻群体。除却战争，男性的阳刚之美在其他三种影视作品中并不容易被表现。《步步惊心》、《甄嬛传》的君主权谋和女人们的勾心斗角;《花千骨》、《三生三世》和《香蜜》中神仙们的爱恨情仇;还有《上瘾》、《镇魂》、《陈情令》中双男主似有若无让人误会的关系…这些都是近些年爆火的现象级剧作，无一例外地迎合观众口味，缺乏对男性阳刚之美的展现和探索。市场的过度干预造成文艺创作的软弱和谄媚，缺少风骨和节操的文艺，是捏不出“阳刚”的看客的。
我们能看到，用现实的题材表现理想是极为困难的。这背后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在当代文艺中走出自己的路径，用文艺作品的创作引导市场和社会，而非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如果面向大众的文艺创作是不够理性的，那么无论什么样的力量也支撑不了人格的塑造。就像阳刚之美的树立，更多地，还是得依靠文艺理性的自觉。
文/《杂书馆》古籍著录师 于肇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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