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是我第一篇入选中学课本的文章，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初中三年级上册。岁月忽忽，不觉已过几十年，当年读书的孩子现在也该有50多岁了。
凡成故事都是巧合。1982年刚打倒“四人帮”不久，百废俱兴，各业复苏，教材也在重新编写。当时我在《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任上。北京的地图出版社要创办一个《图苑》杂志，就请报社帮忙通过驻各地记者约一些关于风景名胜的稿子。我按约写了这篇《晋祠》。因为对它太熟了，并没有费多大的劲。记得是春节，正月初一上午领着孩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给邻居们拜年，然后回到家里，大约两个小时就写完稿子，誊清后寄走了。但是，《图苑》终究没能创办成，又把稿子退回报社文艺部。报社说我们也有副刊，就在本报发吧，4月12日见报，当年就出现在课本里。如果发到那个新办的杂志上，可能不会引起编书人的注意。《光明日报》真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我前后有9篇文章入选主流教材，其中4篇来自《光明日报》。
因为上了课本，我被误以为是个老人。其实那一年我才36岁。两年后我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班，同班有一位县长，假期回家看见儿子正在读这篇课文，就说：“好好学，作者是我同学。”没想到儿子仰起头看了他足有好几秒钟，突然说：“这个人早死了吧?”的确，课本里古人、已去世的人太多。偶收到读者来信，我也常被称“老先生”。
后来我也写过不少文章，但再没有像写《晋祠》那样轻松。一篇文章，有时要写几年、十几年。现在想来，是因为我对晋祠太熟悉。我的小学、中学阶段是在太原度过的，那时学校组织春游首选晋祠，已记不清去过多少次。在一个少年眼中，周柏、唐槐这些苍老的大树，穿越千年留存下来的宫殿、木雕、泥塑、铁人等文物，有一种悠远、神秘、瑰丽的感觉。另外，走出四壁合围的教室，吹一吹田野的春风，心情豁然开朗。我现在还记得，春游归来的人们自行车上都插一束山花，车铃叮当，宛如一条花的河流，这就是文中的那句：“春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还有那光着头捧钵接水的小和尚、深水下根根可见的水草，永生难忘。历史的浑厚加春风的和煦，一种说不出的美感抓挠着一个少年的心，悄悄地埋下了一颗文化的种子。有一种观点，说一个人在四岁以前吃的什么，就决定了他的味蕾，一生都忘不了这种味道。所以人总是怀念童年的饭食。精神之餐也是这样，孩童时期的美育教育特别重要。听说现在为了安全，学校早已不组织学生春游了，这实在是一大损失。晋祠，我后来还是常去，有一次是帮助收割稻子，住在农民家里。晋祠的水好，产莲藕，大米也好，为历代的贡米。在地里干完活回来饿极，两脚污泥，先吃一包荷叶饭，畅快无比。我结婚后和妻子的第一次出游，也是蹬着自行车去逛晋祠。后来省里的“五七干校”办在邻县，每周回城一次都要路过晋祠。可以说，晋祠已溶化在我的血液里。
那次能很快交稿，还有一个原因是写作的心态放松。如果当时知道是在给教科书投稿，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艺术，包括写作艺术，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有最好的发挥：一是纯自然状态，不知高低，所以摄影要抓拍，画家要画模特儿;二是对艺术规律已经纯熟到自由的程度，但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所以，绝大部分作品都未臻最佳。那篇《晋祠》属初生牛犊，以后再写文章反而左右拿捏，愈写愈胆小。
晋祠是一处名胜，但在它名下有三块牌子。它首先是一处古迹，保存有唐宋以来的许多文物，是一座开放式的露天博物馆(据说全国只此一例)，并专设有一文物管理所;因为山水秀丽，建筑奇特，它又是一座大公园，接待社会游客;它还是一座国宾馆，类似北京的钓鱼台。多少年后我出差太原，晋祠文管所所长盛情邀我重访故地，原来他中学时在课堂上学过《晋祠》，大学毕业后当语文老师又教了多年《晋祠》，而后进入文管行业最终当了晋祠文管所所长。至于晋祠宾馆，我后来才知道宾馆院里有一本用石头雕刻的大书，上面刻着《晋祠》。当然最实惠的还是晋祠公园，几十年来因这篇课文不知引来多少游客。
2019年，一块《晋祠》文碑在晋祠公园落成，碑很考究，是委托故宫用汉白玉刻制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黄社长与我母校的冯校长应邀参加剪彩。屈指一算，黄社长已是《晋祠》之后的第三任社长，冯校长则是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才出生。而这回我确实是一个老头了。揭去红绸，我转身看着巍峨的晋祠大殿，黄绿琉璃瓦的飞檐在蔚蓝的天空下十分耀眼。我突然记起梁思成在回忆录里写道，20世纪30年代他和林徽因来山西考察古建，原来的考察名单里没有晋祠，但在长途汽车驶过晋祠的一刹那，隔着滚滚烟尘，他看到了大殿的一角，猛然心动。一个月后他专程返回这里作考察，发现了全国唯一的十字飞梁和一系列古建原物，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精美的绘图。
李白当年也是到过晋祠的，他曾有一句话：“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人总是会老的，我们都是过客，只有晋祠和它的山、水、树，还在与一代一代的后人对话。(文/梁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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