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删拾 每有新益

　　【岁末年初赏书记】

　　作者：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2020年1月，承北京鸣鹤书苑考古与艺术俱乐部王龙等朋友的美意，安排参与“埃及考古之旅”。回京后即疫情大起，学术活动一时冷寂，讲学、考察诸事也都不得不中止。

　　新的见地

　　进入庚子年后即闭门安心读书，首先有埃及所得考古报告、展览图录及博物馆介绍等。其中有中文版《埃及开罗博物馆》《胡夫太阳船》《卢克索博物馆：古代底比斯的荣耀》等。几种篇幅不大的博物馆陈列介绍，虽然信息有限，图版却明显比我们自己拍摄的质量优异。大型英文版图录及报告《埃及开罗博物馆》《帝王谷的珍宝》《图坦卡蒙》等，文字阅读困难，反复披览图版，常常会沉浸在如同现场参观时曾经体验的震惊与感动之中。面对精美文物的悦目赏心而外，与中国文化相比照的思考，亦每有新益。

　　读书时对以下关注点有比较用心的思索：“古埃及贵族墓壁画的酒业史料”“古埃及儿童生活史图像资料”“古埃及舰船史的文物信息”“古埃及图像资料所见生产劳作的负重形式”。可以说最重要的阅读收获，是结合实地考察形成的点滴心得在这一主题下的汇集：古埃及考察与中国秦汉史知识的更新。

　　春季开学，为岳麓书院承担“《史记》研读”课程。备课时修改充实原有课件，自然还会重新品读《史记》的有关篇章。答应为中华书局《月读》杂志提供“《史记》讲座”系列文章。每月一篇，往往仓促交稿，比较慌乱，也比较劳累。但读书每有新见，是非常愉快的事。2020年刊发的几篇小文，《〈史记〉说“汗”》《太史公笔下的“蚕”》《〈史记〉中关于“鼠”的故事》《“好会”：〈史记〉记述的和平外交》《〈史记〉说“蜂”与秦汉社会的甜蜜追求》等，分别记录了片段思考。得到出版社及作者惠赐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和郭声波编著《史记地名族名词典》(中华书局2020年5月)，都为《史记》阅读提供了便利。

　　新的解说

　　年初埃及之行有考古学家徐天进、高大伦、韦正三位教授同行。一路得益颇多。回京不久就得韦正赐寄新著《将毋同：魏晋南北朝图像与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9月)。其中图像研究表现出作者的深厚学术功力。有关酒泉丁家闸5号墓壁画考察的《社树图杂议》一文颇有新意。早先王迅注意到“在北方草原地区比较流行”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猴子骑马青铜饰”的存在。他认为：“这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现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青铜饰，体现了欧亚草原地区古代印欧语族的传统和观念。其中某些传统不仅被春秋战国时期的北方地区民族所接受，而且在后来的岁月里扩展到中原地区、东方地区和南方地区，《西游记》中的弼马温由此而产生。”王迅引录日本学者石田英一、井本英一、增田精一的意见，认为猴子能防止马的疫病的观念“可能是由印度到伊朗，通过塞种和丁零人的接触，丁零人接受了这种观念。匈奴人又通过与丁零人的交往，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王迅：《鄂尔多斯猴子骑马青铜饰与《西游记》中弼马温的由来》，《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40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邢义田自1992年即开始关注汉代艺术“‘猴与马’造型母题”。他的论文完成于2007年至2009年，题《“猴与马”造型母题——一个草原与中原艺术交流的古代见证》。作者研究了与“鄂尔多斯草原小型骑马铜饰”相互对应的中原地区表现“猴与马”主题的汉代文物。对于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木板画以及旬邑百子村东汉墓壁画所见马厩有猴子形象的画面的重视，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卓识。类同资料还有成都曾家包汉画像石和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石刻画像。这些信息，均反映当时社会有“畜猴避马病之说”。(邢义田：《“猴与马”造型母题——一个草原与中原艺术交流的古代见证》，《画为心声：画象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韦正关于“社树”的讨论结合丁家闸5号墓壁画猴的形象与《晋书·郭璞传》“良马死”而“猴”使其复活的神异故事，使得古代画像的文化内涵得到新的解说。

　　新的思路

　　另一部书名使用了与“将毋同”语同义之“将无同”的书，是胡宝国新著《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2020年1月)。对于宝国的学问，深心敬佩多年。他的文字有特别的魅力，年轻人中仰慕者甚多。这部论文集收入宝国《〈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两汉家学的变化》《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等关于秦汉历史文化的名作，再次捧读，仍然有新的体会。作者指出，《史记》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灌婴传》“秦”“秦人”“秦民”诸例中的“秦”，“其含义都是指战国故秦，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秦汉时代’意义上的秦”，认为“在秦汉之际的人们心目中，所谓承秦，恐怕主要并不是指继承前一个时代，而是指继承关中故秦而言”。这样的认识应当是有一定道理的。作者认为：“在秦末，‘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这样，‘汉承秦制’就由一个时代接续的问题转换为一个地域问题。”因时代背景不同，“秦”作为历史文化的意义和内涵自有区别。相关分析给以“秦汉时代”作为关注对象的研究者有益的启发。

　　受到这样的提示，我们应当在秦汉史研究中重视不同时段的历史文化区别。但是还应当注意到，不见于“秦末”，似乎也未见于“秦汉之际”，“承秦”及“汉承秦制”的说法，大概在东汉时，方才见于史籍。《汉书·叙传上》所说“汉家承秦之制”，应当就是后来人们平素常用的“汉承秦制”之说的完整版。《后汉书·班彪传》记载班彪对隗嚣分析比较战国与当时形势，同样内容的表述，作“汉承秦制”。“汉承秦制”语屡见于记述东汉史的文献。如《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补引《魏书》以及《续汉书·舆服志上》《续汉书·舆服志下》。所谓“汉承秦制”，后世为史家习用。但是一般都理解“秦”为秦始皇创立的秦王朝。宝国提示“‘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以为“汉承秦制”应当从“地域问题”的角度理解，当然是与成见不同的新识。这样的意见我们虽然并不完全同意，但是论者的新思路，令人深为感佩。

　　《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收入《释“少孤贫”》。宝国写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士族子弟都是‘少孤贫’呢?这首先是与当时人的寿命有关。从史料上看，当时不少人的寿命只有四、五十岁。”“三十多岁就‘已老’，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后代自然就会‘少孤’。”宝国指出：这一情形，又“与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渡江南来的‘朝士’大多居住在建康，除俸禄以外，他们并没有什么别的收入。”“就南朝实际情况看，在维持家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方面，最重要的并不在经济上是否富有，而在于文化。”“‘少孤贫’的南朝士族人物，最后得以进入到社会上层基本都是靠文化。”其实，“少孤贫”在汉代史籍中已频繁出现。如《史记·田叔列传》“少孤贫困”。而《后汉书·胡广传》《后汉书·循吏传·第五访》《后汉书·杨震传》李贤注引《续汉书》以及《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与“侯瑾”的事迹，都可见“少孤贫”文字。“少孤贫”现象，拙著《秦汉儿童的世界》有所注意。但是却没有进行宝国《释“少孤贫”》这样从生命史、资产史和知识史等视角所做的综合分析。两相比较，不免愧怍。借取宋人杨万里的话，可谓“惟云泥之益悬，故影响之遂隔”。

　　对庚子阅读收获作年度盘点，学术损益，得失在心。新年已至，读书心路的规划，应当更为合理。当然，通过读书求得心境健康的基本条件，是身体健康。近日熊长云副研究馆员书赠绍兴博物馆藏新莽镜铭文字，谨借用以与朋友们共勉：“延年益寿去忧事，长乐万世益酒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