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以历史质感和理想主义征服观众

       3月19日，43集电视剧《觉醒年代》结束了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的首播。在首播期间，该剧每集平均收视率达到1.29%；首播收官之后，它所引发的关注热潮丝毫没有消退，评分仍在上升，至今有超过四万网友在豆瓣上为其打出9.2分。

　　从历史纵深处回望初心，《觉醒年代》打破了收视圈层和传播壁垒，不仅获得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更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中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昨天，该剧编剧龙平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觉醒年代》就是要给年轻人树榜样。而它也确实做到了。在B站，一条以该剧片段为主要素材的混剪视频播放量已经超过200万，弹幕近7000条；在社交媒体上，有这样一个高赞问答：“《觉醒年代》有续集吗？” “你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

　　今天，我们刊发两篇专家文章，剖析该剧为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带来的启示。

　　近年来，国产重大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新的突破，重大现实题材、重大革命题材、重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出现了《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娇》《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成为体现了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相互重合的 “新主流影视剧”。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大量重大题材影视剧中，真正能够成为“新主流”的作品依然是凤毛麟角，许多作品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肤浅化的局限。

　　因此，总结当下一些优秀作品的创作经验，对于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水平的普遍性提高，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我将以引起了广泛共鸣、普遍认可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为例，讨论其成功的经验，寻找其创作“方法论”，为此类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寻找一些共同的启示。

　　我认为，《觉醒年代》成功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尊重创新规律，敢于突破题材和模式的“舒适区”。

　　多年以来，面对一些不断被重写的题材，重大题材作品创作存在一些既定的模式，成为了一种创作上的所谓“舒适区”。这造成了一些作品既缺乏艺术的新鲜感也缺乏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从而失去对观众的吸引力。而《觉醒年代》首先在表现历史的视角和观照历史的视野上实现了突破，同时在创作上放弃了概念化的创作模式，也回避人为的戏剧性虚构，而是通过艺术地重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去重现历史的面貌、轨迹、质感，以历史的质感和理想主义的光辉去征服观众，而不是用一种浅薄的戏剧性和艺术技巧去取悦观众，应该说体现的就是一种突破 “舒适区”的勇气和自信。虽然创新与风险永远是双刃剑，但是没有风险就没有创新，这也是颠扑不破的创作真理。

图片均为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觉醒年代》的成功，还在于其尊重历史，呈现出真实的历史感。

　　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必然是体现了历史感的作品。《觉醒年代》选择用事实体的方式艺术地阐述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全面叙述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它既没有对代表了革命和进步的正面人物进行简单的美化、拔高，也没有对反对历史进步的人物进行简单的漫画、丑化。可以看出，创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不仅研究历史发生了什么，而且研究历史是如何发生的；不仅研究历史人物的生平，而且研究历史人物如何生存。创作者从历史发生的空间环境和空间细节、人物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征、人物关系的情感表达和关联细节入手，像体验生活一样去体验历史，发掘历史过程和人物性格的每一个细节。大到北大校园、红楼建筑的空间关系，小到陈独秀嗑瓜子这样的性格癖好、动作习惯，可以说都了然于胸，从编导到演员都似乎与历史人物达成了“灵魂附体”的一致性。正因为这样，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有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质感；正是在这种质感中，我们感受到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先进性，也对林琴南、辜鸿铭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有了历史认知。不概念化地图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体现的正是一种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这恰恰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哲学基础。

　　《觉醒年代》的成功，当然也必然体现为尊重艺术，回到 “以人为本”的创作道路。

　　许多作品，往往人为去制造戏剧性，虚构一些与故事主体游离的家庭冲突、动作场面、感情纠葛，而并没有从人物的性格出发去结构情节。《觉醒年代》基本抛弃了这种人为的戏剧性设计，让所有的戏剧冲突都来自于人物的性格冲突、选择冲突，就像黑格尔在他的美学理论中所提到的那样，是一种合理性与另一种合理性的冲突。所以，观众们普遍反映，过去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物在这部作品中全部鲜活起来了。观众不觉得是在“看戏”，而是在“看人”，看陈独秀如何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蔡元培如何兼容并包、大智若愚，而李大钊则因平易近人的性格，被年轻观众戏称为“铁憨憨”。正因为人物鲜活了，当人们看见蔡元培“三顾茅庐”请陈独秀出山，看见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的父子恩仇，看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道不同而情义在的分道扬镳等等段落的时候，都完全没有意识到“戏剧”技巧的存在，而是被人物深深打动，从而体现出真正优秀的电视剧一定是“人”的电视剧。正如文学是人学一样，艺术也是人的艺术。

　　除了尊重创新规律、尊重历史、尊重艺术之外，《觉醒年代》的成功还在于尊重审美，体现了从迎合大众走向引导大众的创作追求。

　　无论是服化道还是摄录美，《觉醒年代》都体现了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而且，作为艺术，它在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上还往往通过一些写意性的诗化手法，一些赋比兴的修辞，增加作品的表意空间和情感厚度。风雪雷电都有意蕴，状物写景都有意境，道具摆设都有寓意。虽然这些审美上的“讲究”，也许并不是所有观众都能完全直观意识到、理解到，但是也有不少观众发现，作品中的小道具都有门道，青蛙、蚂蚁等等小动物都有灵性，无论是情深意长的风和日丽，还是盛情相邀的漫天飞雪，以及坎坷泥泞的小巷道路，在作品中都成为超越故事的主题和情绪的诗意表达。

　　优秀的作品，永远不应该停留在大众的最低观赏水平上，而是应该在不妨碍观众普遍接受的基础上给以适当的审美提升，只有这样，观众的审美水平才会不断地从钝化中得到升华和提升。事实上，许多青年观众看到陈氏父子告别的四分多钟生离死别的艺术渲染时，都真正进入了审美空间，在B站的弹幕和许多社交媒体的评论中，这一段被不断地提及，充分证明了观众的审美完全是可以与作品的审美保持某种同步性的。

　　总之，《觉醒年代》虽然只是一个成功的创作个案，但是，尊重创新、尊重艺术、尊重历史、尊重审美，敢于突破创作的舒适区，回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像体验生活一样体验历史，坚持以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为核心的创作模式，追求情景交融的审美表达，可以说都为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启示。题材重大，并不能决定作品的成功，创作观念、创作态度、思想水平、认识能力、艺术才华才最终决定着创作的高度、深度和厚度。

      尹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