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有字的丰碑，碑上的名单还在不断延长。他们可能曾经是白发苍苍的父母、新婚燕尔的爱人、嗷嗷待哺的孩子，如今却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遗体器官捐献者。
3月30日上午，江西省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内举办了一场清明缅怀诵读会，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向长眠于此的捐献者们致哀，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思念。
这是一次特殊的团聚。有人用力、反复地抚摸着碑上的某一处名字，仿佛这凹凸不平的触感就是亲人生命延续的见证，仿佛这样就能让想念止于哀伤、臻于慈悲。
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有人路过，却被诵读声留住脚步，听着故事就落了泪，这些选择在生命之火燃尽之时为他人无私献上生命礼物的捐献者们，岂止是“伟大”二字可以形容。
这是一次大爱的传递。有人默默做出了决定，甚至在现场就拦住身边穿着红十字衣服的工作人员，咨询如何登记成为一名遗体器官捐献者。
记者捕捉到了这样几个身影：单若毅，江西省红十字会人道救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从事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13年，他曾自嘲说“一天想放弃这份工作800次”；
钱爸爸和钱妈妈（化名），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半个月前他们因车祸离世的8岁儿子成了纪念碑上的一个永恒的名字；
邹德凤，江西省红十字志愿捐献者之友协会会长，从事志愿服务近30年，她不但把自己“捐”了，还发动千余人填写了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
他们只是为器官捐献事业鼓与呼的人们的一分子。讲述他们的故事，或许能让社会对器官捐献多一分理解、少一份质疑，让更多的器官衰竭患者、眼疾失明患者重获新生。
这份工作，曾让我经历无数难以启齿和想要放弃
这是单若毅从事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第13个年头。这些年，他见证过五百多次的生离死别，经历过无数次的难以启齿和想要放弃，却最终被这些凡人英雄所感动而坚持下来。
2008年，单若毅从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应聘到江西省红十字会，从事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但他很快发现，这份和专业有关的工作并不轻松。
“刚来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做什么，直到一次培训被拉去看人体组织捐献取材，和上学时的解剖课完全不同。那时候不知道，这是在为以后见证捐献做准备。”单若毅说，协调员需要在手术室用镜头记录下器官摘取的全过程。
2010年，江西省成为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的试点省份之一，单若毅正式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开始在全省各地跑，最常待的地方是各家医院的ICU，工作内容是在医院认定脑死亡或心死亡后，也就是家属最悲痛的时候，询问他们是否能捐献出亲人的器官。
和遗体捐献有所不同，器官捐献对捐献者的要求更高，需要器官保持一定的活性，因此，器官捐献者往往都是因为意外离世的。不少器官捐献者家属在接触协调员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个词。
“尽管心里演练了无数次，也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件能救人命的好事，但在那样的氛围下开口还是会痛苦。无论多少次，情感永远不会麻木。”单若毅不是没有想过放弃这份工作。最想放弃的一次是在逝者家中被两个孩子抱住双腿的瞬间。
当时单若毅和逝者的一名亲属赶到逝者家中去做其他亲属的工作。“刚进门就被两个孩子抱住腿喊‘叔叔，救救我们的爸爸’。孩子们以为我是医生，能救他们爸爸的命。当时心像针扎一样，直接哭得稀里哗啦，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协调的工作是那名亲属完成的。”那是单若毅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个刽子手。
他忘不了那位捐献了丈夫遗体的老太太。那时他刚把遗体安放在接运车里，准备和老太太告别，老太太突然就跪下了。“那是第一次被白发苍苍的家属跪，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她说的话我现在都记得——‘照顾好我老头子的身体，他怕疼’。”单若毅说，那一次，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和责任，他要对得起这些家属的信任。
还有一位捐献者母亲，做出捐献自己脑瘤过世的女儿器官的决定后被村里人风言风语，说她把孩子的器官卖了，卖了近百万元，全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单若毅问她，后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她说：“不后悔，因为我相信好人会有好报。”单若毅又问，什么样是好报？她说：“女儿出殡那天天气很好，天很蓝。”单若毅说，那一次他遇见了宽容。
每一个成功的捐献案例背后，除了捐献者本人的意愿，都离不开一个家庭的支持。一个人最多能捐献9个器官，也就是说，每一份无私大爱可能挽救9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记者注意到，单若毅每说到一个难忘的捐献案例时，嘴角都会露出一个干涩的笑容。这仿佛是一个印记，多年的工作经历造就的他的保护色。单若毅说，面对着即将失去亲人的绝望，怎么开口？怎么协调？或许，最该协调的是自己的眼泪。
截至2020年，全国已有2800余名像单若毅一样的专兼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在愈加完善的法律赋权与监督之下，成为生命“信使”，让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在生死面前得到升华。单若毅说，坚持是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爱应该被纪念，也许生死不可协调，但爱与奉献将永生不灭。
听到移植手术顺利进行的那一刻，我想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三月三十日，钱妈妈久久抚摸着江西省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上儿子的名字。
今年三月，八岁男孩钱文博在放学途中遭遇车祸，被医院诊断为脑死亡。经过反复思考，钱爸爸和钱妈妈忍着强烈的不舍，决定捐出小文博的一肝两肾。三月九日，小文博经过两次脑死亡鉴定后，在省、市、区红十字会协调见证下，夫妻二人签署了多份文件。器官摘除手术在当日下午完成，次日凌晨，三位患者接受了移植。记者袁慧晶摄
“你说你是天上的星星，你能再回到天上再找到妈妈吗？妈妈永远等着你。”钱妈妈还记得，儿子生前最爱说自己是天上的星星，因为喜欢妈妈钻进了妈妈的肚子里。
3月1日，8岁男孩钱文博（小名“小宝”）在放学途中遭遇车祸，送入当地医院抢救后，虽然恢复了心跳，但仍然没有恢复自主呼吸。
“脑死亡。医生告诉我，儿子连成为植物人的希望都没有了。”看着儿子器官一步步走向衰竭，钱爸爸煎熬异常，他不断地问医生：“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吗。”
宜春市第二人民医院ICU副主任钟容向钱爸爸提出了一个方案。“孩子的父亲表达说，希望儿子在这个社会上多做一些贡献。我说可以把患儿有用的器官捐献给别人。”
那是钱爸爸第一次听到“器官捐献”这个概念。“我们家是农村的，开始我们也有顾虑的，不知道该怎样选择，所以四处打听。”钱爸爸说。
“儿子抢救的时候，我父亲也在，他年纪大了心脏也不好，那时我都让医院做好要抢救另一个人的准备。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父亲开始是不赞成的，但我和他说这样可以救别人的命，父亲就没说话了。”钱爸爸说，在大多数农村人眼中，能救人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钱爸爸和钱妈妈后来还问了很多人，大多数人都告诉他们，这是在做好事。于是，他们忍着强烈的不舍，决定捐出小文博的一肝两肾。“如果小宝能给其他人带来生命，我想他会开心的。”钱爸爸说。
3月9日，小文博经过两次脑死亡鉴定后，在省、市、区红十字会的协调见证下，夫妻二人签署了《江西省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江西省遗体捐献执行确认书》《捐献确认登记表》等4份文件。
器官摘除手术在3月9日下午2点10分完成。10日凌晨，三位患者接受了移植。
钱爸爸说，签了遗体捐献执行确认书后，其实内心还有过挣扎。“但当听到器官移植手术顺利进行时，突然觉得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感觉小宝还没有走，以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生命本身的美好，超越一切的高尚，然而生命难以永恒。你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把握它的宽度；无法预知生命的外延，却可以丰富它的内涵；无法把握生命的量，却可以提升它的质。在死亡面前，没有人是准备好了的。但有的人，却在死后以器官捐献的方式，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份礼物。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21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315万人，已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3万余例，捐献器官9.9万余个，成功挽救了近10万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我希望器官捐献的故事能进入中小学课本
在丈夫眼中，邹德凤是一个做志愿服务到“疯魔”程度的人。近30年来，她的工资大多投入了开展志愿服务中，做好事做到最后还把自己给“捐”了。丈夫打趣她：“你不应该叫邹德凤，应该叫宋（送）德凤。”
退休前，邹德凤是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原南昌铁路中心医院）的一名护士。她从1992年开始做志愿服务，捐献者之友只是邹德凤开展的其中一项志愿服务，主要围绕遗体器官捐献的相关宣传、对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进行人文关怀等开展工作。
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与至亲至爱阴阳永隔；世上最快乐的事，无外乎看到亲人与死神擦肩而过、重获新生。如果说器官捐献协调员站在生与死之间，经历、见证这一切是工作职责，那么身为志愿者的邹德凤是主动“惹”上的这档事。
2007年，邹德凤在社区给一位贾姓老人做护理时，和老人的女儿付大姐聊天聊到了死后怎么办。“我们都是党员，觉得生命到尽头也要有意义，有用的东西就捐给国家，没用的再烧掉撒进赣江。”邹德凤说，当时她们都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组织可以捐献，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原江西省医学院），登记了“全捐”（遗体和器官都捐）。
“我母亲至今想不通我的决定，说我做了那么多好事，为什么到最后还要把自己捐掉。”邹德凤说，这让她更觉得在社会上宣传遗体器官捐献的必要性。明明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得不到更多人的支持呢？如果老一辈的人暂时无法接受新事物，那么年轻人呢？
邹德凤在自己的志愿服务团队中探了探口风。她很快发现，连年轻人都有些“怂”。有的是觉得自己还年轻，想器官捐献这种事情太奇怪；有的是不清楚器官捐献是什么时候进行，担心自己会疼；受传统思想影响担心不吉利的年轻人也同样存在。
邹德凤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去开展遗体器官捐献宣传工作，比如如何选择宣传时机、如何选择宣传对象等等。2015年成为江西省红十字志愿捐献者之友协会会长后，她开始发展捐献者之友队伍，如今已达到四百余人的规模。
嫌名字太长，邹德凤就简称为“捐友”。可就这一个小小的简称，在发放志愿者胸牌的时候还差点没吓退一些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以为自己加入了“捐友”队伍，就代表同意了捐献遗体器官。
而“捐友”以志愿者身份开展宣传也不容易，有的人认为邹德凤和她的团队是“多管闲事”“没安好心”。“有人会觉得我们是不是接了什么单，就像销售任务一样，完成一个就能有多少分红。”邹德凤想过，个人和团队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有没有可能让器官捐献志愿者成为一种国家行为，比如，让器官捐献的故事进入中小学课本。
十几年间，邹德凤发动了千余人完成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其中三种人最让她有成就感。第一种是她长期护理的对象及亲人，这让她感觉善意得到了回报：“我护理的一个老太太，不仅老太太的女儿捐了，女儿还发动她的爸爸和公公都捐了。”
第二种是身边人。比如捐献之友协会副会长赵蓓。“2015年第一次跟着邹老师去参加遗体器官捐献者追思会，现场特别感动，我就萌生了想法，但还是有担心。回家后给10岁的女儿当故事讲，然后女儿说想捐，这让我下了决心。我和女儿填表的时候，需要给家属签字，这时老公也提出来他要捐。”赵蓓说，这是身边榜样的带动力量。
第三种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传统的思想多顽固啊，老人都能接受，证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更高了，遗体器官捐献的氛围更好了。”邹德凤说，下一步，她们想做好已捐家属的关爱服务，如今还有不少捐献者家属没有被社会理解，需要人去关心，“精神上的关心和物质上一样重要，逢年过节要去看看，让家属们知道还有人记得他们的奉献。”
我愿意成为一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弘扬人道，彰显博爱，崇尚奉献，传承志愿精神，传播捐献理念，践行生命之约，传递人间大爱……这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宣誓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者已逾4000余人。
为缅怀平凡而伟大的人体器官捐献者，方便社会公众和捐献者家属追思纪念捐献者，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倡导在地市级以上城市和具备条件的县级城市建设捐献者缅怀纪念场所。
目前，全国已建立147处捐献者缅怀纪念场所，江西已是第13年开展捐献者追思缅怀活动。人体器官捐献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已成为我国引领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新风尚。
记者袁慧晶、刘彬 报道员王晓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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