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新格局背景下广东服务外包企业困境及竞争优势发展对策

国家发展新格局背景下广东服务外包企业困境及竞争优势发展对策

　　张 梅

　　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应做到顺畅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更好利用。研究地区经济发展在面临内部、外部环境复杂变化的新形势，新挑战，进而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尤为重要。广东作为外向型经济的排头兵，当前的经济转型正处于关键阶段。服务外包不仅能够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带动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产业的技术进步。同时，技术进步与人才素质提升之间具有正向的逻辑关系，更多的人才储备可以内生技术进步。分析国际发展新格局背景下广东服务外包企业的优劣势现状、制约因素和发展态势，可以为推动广东省服务外包发展提供决策依据、重塑新优势提出参考意见。陈启斐，蔡璐(2020)实证分析表明服务外包对整体延伸产业链长度有促进作用。服务外包每提高10%，可以促进我国产业链长度提升0.62%。焦慧莹(2020)对深圳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她认为，服务外包已经成为深圳市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优越的区位条件，现有的产业集聚效应，领先全国的创新投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优势以及多元化的服务外包产业市场，都为深圳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徐珊，韩沈超(2020)对2010-2017年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发现：观测期内示范城市承接服务外包实现了整体效率提升;效率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拉动，而提升幅度不大主要受到技术效率变化不足的制约。刘文霞，杨杰(2019)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及知识管理理论，选取北京、上海、广东等全国多滴服务外包企业为样本，发现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不仅直接影响协同创新绩效，还通过知识获取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蒋庚华，霍启欣，李磊(2019)研究发现：服务业离岸外包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高技术服务业离岸外包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大于低技术服务业离岸外包;中国在欧盟和新兴国家的服务业离岸外包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较大;服务业离岸外包队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许和连，成丽红，孙天阳(2018)采用双边出口增加值核算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发现：承接国服务外包网络地位的提高促进了其在服务业各增加值网络中地位的跃升，且对返回的国内增加值网络影响更显著。涂舒(2018)研究了共享经济下服务外包模式的创新，服务外包在生产端的共享、技术端的共享，并伴随产业链条延伸逐渐创新出不同模式的产业融合。

　　上述文献综述表明，服务外包的研究多集中服务外包对产业价值创新、服务外包与效率提升、服务外包与网络地位提高以及服务外包模式等等，但少有学者针对区域服务外包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基于中国服务出口现状，广东服务外包发展现状。通过收集广州、深圳两地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的企业2018年、2019年以来的问卷数据，综合评价两地服务外包企业的困境，并依据问卷结果详细评价各指标所蕴含的经济问题，从而提出竞争优势发展对策。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现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目前适用的是第六版，名称已经修改为《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将服务贸易所有内容在“经常项目”下加以统计，其中“非要素服务贸易”位于“经常项目—货物与服务—服务”项下，涵盖旅游、运输、通讯、建筑、保险、金融、计算机与信息、文化娱乐和其他商业服务等。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以下特点：

　　(一)较低的服务贸易占比

　　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扩大推动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加，有助于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自身的专业化、规模化水平，这将会进一步发展服务外包行业。表现在：服务外包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提高，种类的增多;同时，良好的服务业发展环境是培育类似服务外包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孵化器。

　　《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能够促进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和规模经济，增强本国企业竞争力，并有助于减少经济不平等和实现包容性增长。2005年至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超过货物贸易，平均每年增长5.4%，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这一增长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服务贸易自2005年以来，每年平均增长5.4%，增速超过货物贸易4.6%的增速。虽然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很快，但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进出口比重相比，差距仍旧明显。从图1可以看出，2011-2016年，中国服务贸易在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占比由11.51%增长至17.84%，2017年开始下降至16.91%的比例。2018年和2019年分别升至18.34%，19.21%。

　　如表1所示，中国在2013年服务贸易进出口占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比重为11.5%，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占对外贸易出口总额比重为8.7%，这两个数值不仅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9.6%，20.2%)，而且低于2013年主要国家(地区)水平。2019年，与全球26.11%相比，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占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比重偏低，为19.21%。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平均在20%左右，即货物出口占比一般维持在80%以下，而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比例尚未达到世界的平均标准。中国目前较低的服务贸易占比表明目前的服务贸易水平较低，主要的贸易总量仍旧是由货物贸易来占领。

　(二)服务贸易逆差较大

　　如表2所示，中国服务出口额从1982年的25亿美元达到2013年的2106亿美元，近几年都是稳步增长的。在某些特殊的年份，由于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服务出口也受到影响。如在1994年，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率达到49.1%，1998年和2009年因为受到金融风波的影响，服务出口总额分别下降到239亿美元和1286亿美元。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7434亿美元，出口总额为2420亿美元，进口总额5014亿美元，分别较上年下降1.78%，增长4%，下降4.35%。1992年，中国服务贸易开始出现逆差，1994年比较特殊，出现了5亿美元的顺差。从1995年-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存在。2015年-2019年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分别为：-2065亿美元，-2455亿美元，-2555亿美元，-2915亿美元，-2594亿美元。虽然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服务贸易却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而且服务出口增速近些年一直低于服务进口增速，导致逆差程度仍在进一步扩大，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基础比较薄弱，国内服务产品的供给相对不足，一些高端服务产品以国外进口为主，进而导致服务进出口出现逆差现象。

　　服务贸易逆差一方面说明国内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国民对服务产品的消费能力增强，而国内服务产品供给相比不足，另一方面说明我国服务产品对外出口能力不强，服务贸易存在逆差反映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不足。

　(三)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

　　我们来分析中国进出口服务贸易分类情况，见表3。进口方面，2018年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行业的进口额依然分列我国进口额的前三位，但是旅游服务进口相比2015年减少了154亿美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口金额减少了226亿美元，只有运输行业服务进口金额继续增长。

　　出口方面，2018年其他商业、计算机信息与通讯、运输行业是国内服务贸易排名前三的行业。与2015年相比，其他商业贸易在2018年增长了115亿美元，取得了迅猛增长。货物相关和保险呈现减少态势，其他行业贸易出口平稳增长。比较而言，中国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尤其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仍旧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与服务贸易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存在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服务行业为主，知识资本密集型现代服务行业为辅的不合理现象。虽然我国近些年一直致力于调整对外贸易结构，但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依旧变动缓慢。从图3可看出，2018年全国服务贸易额来自旅行市场的占比达到40%，其次是运输19%，接下依次为其他商业服务(14.8%)，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8.9%)，建筑(4.5%)，知识产权使用费(5.2%)，加工服务(2.2%)，保险服务(2.1%)，维护和维修服务(1.2%)，金融服务(0.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0.6%)。

　　图3 2018年全国服务贸易细分市场格局占比

　　(4)全球服务贸易知名企业

　　如表4显示，目前，全球从事服务贸易的企业众多，主要包括埃森哲、CGI集团、欧唯特(Arvato)等，其总部企业注册地绝大部分来自美国。一些技术经济实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化产业转移机遇开始发展技术层次较高的服务贸易，在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也在加大投入。其中，中国、印度、菲律宾、墨西哥、巴西等国，已经逐步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服务外贸中心，但是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广东服务外包发展现状

　　(一)服务贸易逆差较大

　　2019年，广东服务贸易额占全部贸易比重为19.1%，与货物贸易相比，增长空间巨大;其次，广东服务贸易多年逆差，近几年出现扩大的趋势，见表1，说明广东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弱;再次，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单一，仍以劳动密集型的工程承包、运输和旅游为主，附加值低;服务贸易进口则集中在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险、电信、信息处理等技术、资金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

　　(二)以软件产业发展为主

　　广东软件收入近年来一直位居全国首位，2018年软件收入达9852亿元，增长了13.4%。截止至2018年底，广州、深圳服务外包企业数量达到1930余家，共吸纳服务外包从业人员约56.9万人。广东省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及执行金额在2012年-2018年呈现良好上升势头，其中2018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4.88%和4.84%，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6.2%和13.4%;自2017年开始，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开始下降，2018年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114.75亿美元，下降6.5%(见表2)。

　　(三)区域集中度高

　　广东省服务外包企业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地，特别是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四大国家级软件产业园。广州、深圳两市是我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深圳的服务业务集中于软件外包、工业设计、供应链维护、金融服务、数据处理外包、创意设计等。广州的服务业务集中于软件外包、工业设计、生物医药(含检验检测等外包)、动漫设计、物流服务、创意设计等。

　　(四)本土大型承接商规模小

　　依据企业的产出规模，营业额收入、人员数量和业务利润等指标，由中国服务外包促进会联合国际数据公司(IDC)、美国高德纳公司(Gartner)等国际知名咨询机构共同开展的中国服务外包领军与成长型企业筛选活动， 2011年-2013年全国十大服务外包领军企业中，广东没有一家企业上榜。上榜领军企业总部集中于北京、辽宁的大连和沈阳、上海、浙江的杭州、和山东的济南。直到2014年，全国服务外包领军企业扩展到十家以上，深圳才有三家企业入选，包括平安数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沃盛咨询(深圳)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银雁金融配套服务有限公司。

　　三、广东服务外包企业困境

　　课题组对深圳产业园区和广州产业园区内企业发放相关问卷调查并回收有效问卷110份。

　　(一) 园区发展同质化明显

　　服务外包园区是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内外联通、生态协调、上下游产业链资源互补的服务企业、服务机构的聚集地，是能够产生规模效益、知识外溢并优化集群内部结构，从而形成智力、知识密集型服务经济的核心载体。针对服务外包园区成熟度调研(见表3)，82.6%企业认为园区主要发挥招商、统计和产业促进作用，有高达40%的企业认为园区的政策安排和指导方针没有基于现实市场和企业基础。同时，广州和深圳的园区在制定指导方针方面存在同质化的问题，没有突出各园区的比较优势和特色安排。如广州服务园区应充分突出综合商贸及省会中心地位，深圳服务园区应利用科技创新中心地位。78.3%的企业认为园区管理机构能够与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相互协调;但48.8%的企业表示与非服务外包企业等其他研究机构不存在合作行为。这说明，大部分中介组织的服务宗旨仅为信息的上传下达，没有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作用、人才蓄水池的效应。

　　发明专利申报数代表了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的积极性，授权量则代表了企业的创新程度。调查发现(见表4)，65%的企业专利年授权量为1-10项。15%的企业年授权量为10项以上，但是有20%的企业年授权量为0。从另一侧面显示广州、深圳园区内企业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特点。如华为、文思海辉、联发软件、软通动力、中软国际、珠海金山软件有限公司、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博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云中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大型知名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规模在日益扩大。骨干企业在服务外包企业中确实发挥了中坚力量，但有20%的企业反映园区内企业互动不多，60%的企业反映具备联系但互动不够紧密(见表5)，表明领头羊对产业园区内部其他中小企业的辐射力量并没有有效的发挥。有40%的企业认为跨国服务提供商与当地产业不具备稳定和深入的融合，43%的企业认为联系不够紧密(见表6)。也就是说产业园区没有通过知识的扩散、客户线索挖掘、服务链条扩展等途径实现项目本地化策略，从而没有有效发挥出集群优势从而将园区演变为接包发包中心。

　　(三) 企业困于产业链低端环节

　　表7显示，500人以下的企业占比为81.9%，服务外包企业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有高达58%服务外包企业反映从事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员工总数比例10%以下(表8)。近两年无海外并购行为的企业比例为63.6%(表9)，一定程度上表明，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对从事海外投资的持谨慎态度。由表10可知，76.4%的企业认证集中于CMM1-3级(CMM，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for Software能力成熟度模型)，在CMM1级，项目管理多集中在在无序阶段，管理多依靠的是个人的经验和才能。在CMM2级，软件工程项目进入可重复管理、监控阶段。在CMM3级，软件开发、测试、管理、监控、服务、维护各环节已经进入文档化、标准化、模块化阶段，在此阶段，可按客户要求改进开发过程。进入CMM4-5级，可基于统计质量和过程控制工具，基于客户可持续发展需求，收集信息和资料，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进行理解和调控，从而预防缺陷，实现过程管理和技术变更管理。

　　四、广东服务外包企业竞争优势提升对策

　　(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企业创新力不足，与人才供给、市场需求推动以及区域内或园区内产业链分工是否明晰紧密相关。政府需要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金融支持手段：如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基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广州、深圳作为第一梯队，应依托5G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充分利用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着力打造以领头羊为首的战略型团队，专注于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研究开发与创新)，建设一批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珠海、佛山作为第二梯队，伴随着港珠澳大桥开通带来的区位优势和适中的商务成本和人力成本，应专业于从事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内适合发展价值链中端的软件设计和编码环节;东莞、惠州作为第三梯队，应充分利用制造业集聚的优势，积极承接来自广州和深圳的发包业务，专业于软件外包价值链低端的业务如编码、测试和技术支持等业务。

　　(二)发挥园区产业集聚效应

　　园区内的研究机构、服务平台应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作用、人才蓄水池的效应。目前，深圳市设立了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集成电路设计、动漫画产业基地等公共平台，各服务平台机构应明晰各服务园区的比较优势定位并基于市场基础与企业紧密对接。政府及园区管委会应鼓励服务外包企业建立国际接单机构、服务交付中心或研发中心。鼓励园区组建产业集群国际团队，与各高校科研团队和实验室实现点对点对应服务，完善以重点新技术发展为导向的服务外包学院建立。通过完善国际化人才输送，满足国内高端人才供给短缺问题。同时，区域内集聚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品牌效应可以使得产业园区内的品牌领导商和合同主导商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环节。

　　(三)利用“一带一路”市场

　　随着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合作日益紧密，来自俄罗斯、东盟、中东欧地区的大量沿线国家市场新需求为广东省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了空间巨大的多元化潜在市场。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和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带来的广阔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继续加强离岸外包发展壮大。“领头羊”企业应利用“一带一路”深度参与甚至主导服务规范、标准、规则和方案的制定实施，努力突破价值链分工陷阱，抓紧时间掌握核心技术，努力提高经济自主性。随着大量中资企业将成为发包方，将促进广东服务外包企业的投资支出和知识产出水平，并重塑服务外包产业集群新优势。

　　本文上线中国知网

　　(作者张梅，博士，副教授，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外文学院商务英语系主任。本文全文发表于《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ISSN 2664-1127)2020年第3期)

　　基金项目 1. 2019年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本科)“全球服务网络视角下的广东服务外包业优化升级研究”(项目编号：2019WTSCX082);2. 2019年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项目编号：2019sfzy01);3. 2019年广东省校企合作协同育人项目(PROJ1144616854619295744)，港美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