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见过双飞燕吗?神州大地，处处有它飞驰的身影;异国他乡，常常有人讶异地注目。这是什么车?这个商标好漂亮!这是东风车!它产自东风汽车公司——一个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行设计、自主建设的国有特大型汽车制造厂。她的前身——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双飞燕，是中国驰名商标。
毛泽东：我们一定要建第二汽车厂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可以说没有汽车工业。1950年初，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商谈的内容中，包括为我国援建一个年产3万辆的中型卡车制造厂。这就是后来定址长春的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3年3月9日，中共吉林省委批准第一汽车制造厂成立党委，饶斌当选为一汽党委委员。
1952年底，毛泽东主席就提出“要建设第二汽车厂”。
然而，二汽建设艰难曲折，经历了“三上两下”的过程……
二汽第一次上马是在1953年，选址在武汉水果湖，确定年产10万辆，1957年正式下马。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刘西尧任二汽筹备处主任、厂长，黄正夏任筹备处副主任。第二次是在1958年，中央又提二汽上马，选址在湖南长沙的湘潭附近，到1960年又在极度艰难中下马了。
1964年，中国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中共中央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提出在中国南部再建一个汽车制造厂。毛主席果断地决策：“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是时候了!”
中央经过酝酿决定，调饶斌筹办此事。饶斌11月下旬奉命回到北京，开始筹备二汽建设工作。能有机会投身第二汽车制造厂的筹备工作，饶斌感到责任重大，十分振奋。
一汽是苏联援助包建的，二汽该怎么建?
1964年底，饶斌在与郭力、孟少农、胡亮、陈祖涛等同志讨论二汽的建厂方案时，一致认为，应该向汽车工业发达国家学习，搞专业化生产。总结一汽建设的成功经验，立足国内先进技术，敢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提出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技术力量，自行设计、自力更生建设一个专业化、系列化的现代汽车制造厂，生产1吨至8吨汽车，年产10万辆，将来还可翻一番，远景规划达到20万辆的发展思路和构想。
具体方法是“聚宝”。“聚”全国机械汽车行业之“宝”， 用“老厂包建新厂”的办法，进行设计和建设，这个建厂思路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肯定。
1966年4月16日，中汽公司发出通知，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中型载重汽车生产基地(即二汽)建设委员会，饶斌任主任。
1966年10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成立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临时党委的决定，饶斌任临时党委书记。
1967年2月，一机部批复二汽正式定址秦巴山区的鄂西北十堰。二汽筹备处从老营搬到了十堰。十堰的老乡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咱山沟里将飞出金凤凰，十堰要建设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老营会议后，为做好工厂设计前的准备工作，饶斌把筹备处的同志分成几大摊子，兵分几路，奔赴十堰各条山沟，深入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大家士气十足，就像红军当年长征那样，背着行李，挑着铁锅，带着粮食和油盐住进老乡的牛棚、农舍。山沟里的房子不多，四五个人挤在一间破旧的小土房里，屋里除门之外，墙上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白天都是黑乎乎的，加之老乡们长年烧柴火，进屋就有一股柴草烟熏味。
白天，翻山越岭察看地形，丈量土地;晚上，调查了解当地的气候、民风和农民生产、生活情况。草图，绘了一张又一张;调查报告，修改了一次又一次。十堰的山山岭岭，布满了他们辛勤的脚印;武当汉水，记下了创业者们无私无畏的豪迈情怀。
那时的艰难困苦不在话下，他们吃的是河沟里的水，点的是煤油灯。大家起早贪黑，忘我工作，一边搞社会调查，一边搞工厂规划设计。跑了一天，一身臭汗，没地方洗澡，只好到河沟里擦擦。一天晚上，他们又到河沟洗漱，因河边很滑，饶斌的一只脚一下滑进了河里，随行的同事赶紧把他拉上来。遥望满天的星斗，饶斌感慨地说：“等二汽建成了，就不会有人到河沟里洗脸刷牙了，夜晚的山沟也一定会灯火辉煌!”
鄂西北山区的冬天格外寒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夜晚盖两床被子还冷。没有水用，自己动手拉着板车油桶去河里取。紧张时，每人早晨只能用一杯水，半杯刷牙，半杯湿巾洗脸。吃不上蔬菜，就吃盐水泡馍。创业者不分职务高低，吃住在一起。他们以苦为乐，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为二汽建设，肝脑涂地，不遗余力!
1967年4月1日，十堰大炉子沟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工典礼大会”的大红横幅格外醒目。在脚手架搭起的主席台上，饶斌主持会议并庄严宣布：“二汽建设破土动工了!”
“飞架丹东线”，二汽建设的奇迹
1969年1月，在郧阳军分区礼堂召开了由武汉军区主持，国务院有关部委、包建厂等106个单位、305人的会议。这个会议和老营会议一样，必将成为二汽建设的里程碑。它使动荡已久的二汽布局确定了下来，重新燃起了二汽建设者的爱国热情。
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的一席话，更是让二汽建设者心绪难平。周子健说：“我国每年要拿30亿元进口汽车，这对一机部、对我们汽车工人是不大光彩的。我们现在有炮没车拉，国家和部队都需要汽车。毛主席和周总理极为重视二汽建设，我们要努力啊!”
二汽建设，时不我待，任重道远……
一时间，二汽建设出现喜人的新局面，走向新的阶段。每天从光化、丹江、邓湾码头，经公路、水路进山的人员、设备、器材、川流不息，源源不断。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水陆并进，汇集十堰。华中勘察大队、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等单位的援建人员，住在河滩上的临时招待所里。从大庆、包头、北京调来的施工大军，住在临时搭起的芦席棚内。寂静的山沟，顿时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可是，山里不通电，建设是难题。眼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架线通电。4月22日开始，一支20来人组成的施工队伍开始了这场攻坚战。他们要从丹江到十堰架设一条长170华里，由270座铁塔组成的11万伏的高压输电线，把电输送到二汽建设基地。按常规，这支队伍要干三年才能完成此项任务。但时间不等人，怎么办?可不能因为没有电而拖了二汽建设的后腿啊!
这支队伍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结果，这支队伍集思广益、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依靠沿途的300多个生产队，只用10天就把4640吨石料备齐，将分布在数十座山头上的270个铁塔基坑挖好。他们按照古人武当“金顶”上山的搬运模式，一面人抬肩扛，一面巧用“地拱牛”的土方法，一寸一步，硬是把270座重达10多吨，高51米;最小1吨左右，高10几米的铁塔，在17天内拉上了山。
手磨破了，包上再干，肩拉肿了，咬牙扛下。59天就竖起了270座铁塔。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把60吨重的变压器，从山外运到山里。安装工人日夜奋战，18天就安装完毕。6月29日，也就是两个月零7天时间，丹东线成功通电，11万伏高压电流输送到了二汽建设基地十堰，二汽工地顿时灯火辉煌，人声沸腾!
“山沟铁人”郝文涛
二汽建设中太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建设初期，在铁人郝文涛身上，可见一斑。他曾率领一支运输劲旅，驾长车，驱铁马，风雨无阻驰骋山沟二十多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二汽建设屡建奇功。
被老厂长饶斌点将来二汽前，郝文涛是一汽运输处铁路工部的装卸组长，一名37岁的共产党员。这个一米八几关东汉子，国字脸，宽下巴，浓眉大眼，粗壮的身腰铁塔一般。
当时，摆在郝文涛面前的任务是，有两万多台设备要运进山，没有铁路，那么多设备怎么搬到大山里去?首先你得起重吧，那可不是简单的起重，更不是一般的运输。
郝文涛先是带着一队人马去探路，“老白公路”是抗战期间修的，这条三尺来宽的沙土公路过普通卡车还凑合，但运送设备的拖板车、吊车，要么特重，要么特长，要么特宽，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汽车过汉江轮渡，得问清轮渡的吨位，考查两岸的坡度。碰到桥梁，还得弄清桥的承重极限，允许通过高度和宽度。有时，还要赤脚下河查看水深。进入山道后，要仔细勘察陡坡和急弯，考查下车坡度和回旋的余地……
探路返回途中，郝文涛和同事合计了一下，这条路130多公里，多半是上下坡，要过20多条河沟，30多道桥梁，急弯少说也有30多处。郝文涛问：“伙计，你看咋样?”同事沉思片刻说:“试着干吧，不过一定要有车保驾。”
摸着石头过河，第二天，他们从一大堆机床中挑了一台普通车床试运。虽说这台车床只有八吨半，但还是有两座木桥不能走，只能从桥侧的河滩上过去。郝文涛就带人下去搬石头填路，指挥“保驾车”先过河，用钢丝绳连结两台车一起拖。这时的郝文涛，裤子都湿了半截，浑身上下都是泥浆。千辛万苦把设备运到基地的一个芦席棚车间，全程用了十几个小时。郝文涛他们运设备进山的消息传到指挥部，领导们一个个高兴得孩子似的欢呼起来!
在那次探路之后，郝文涛他们开始了转运设备的连续作战。当时，二汽建设的口号是“争时间、抢速度”，可想而知，郝文涛他们肩负的担子有多重。他率领的人员和专用车辆不断增加，人们把这支队伍叫作“拖板车队”，但它的正式命名是“特种汽车连”，郝文涛成了没有军衔的特种汽车连连长。
那是一个雪花漫天的寒冷冬天，一台巨大的拖车载着一条铁板船在山道上艰难地爬行，前后有几台车护驾。顶着刺骨的寒风和飞舞的雪花，头戴安全帽的郝文涛在前后奔跑，时而吹着口哨挥动小旗，时而用手势指挥这队威武的铁马长车缓缓前行，那个场面引得许多路人好奇地驻足，还喊着口号为他们助威。他们连续作战，提前完成了运输任务，解除了引水工程的一大难题，二汽建设指挥部特别授予他们一个称号：“敢于陆地行舟的车队”。
就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郝文涛他们冒着各种风险，智慧地巧用“陆地夜航”、“恐龙抢滩”、“强‘渡’天桥”、“战象迎亲”、“庖丁解牛”等方法，源源不断地运送了700多台设备和一批高价值的精密仪器到十堰基地，这批设备可以说是二汽实施“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方针的起家本钱。
那几年，二汽为了冲破艰难险阻、杀出重围，常常用战表下达艰巨任务。郝文涛他们车队有时临危受命，有时主动请战，多次领受战表并出色完成，他们两次荣立集体二等功;郝文涛也先后被授予十堰市“建设功臣”、第一机械工业部先进工作者、湖北省劳动模范，并在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郝文涛虽然担任科级干部近二十年，但是，人们都把他看成二汽工人的杰出代表。他始终不改工人本色，他的事迹是二汽创业时期广大工人、干部精神风貌的高度体现，至今还广为流传……
蓝领专家，新时期劳模王涛
走近王涛，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太平凡的人，一年到头穿着一身印着双飞燕的蓝色工装，高高的身材，一副不太爱笑的严肃劲儿。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而他，是蓝领专家，新时期劳模，他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感动……
王涛所从事的汽车调整，是汽车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这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技术活儿，是一种“特种作业”。
从进厂学徒开始，王涛就暗暗给自己鼓劲，因为他深知掌握过硬本领对于技术工人的重要性。因此，他从汽车装配工转岗到干汽车调整起，兜里就多了个小本本。调车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记下，琢磨不透的，就向老师傅们请教。回到家，细心分析故障的原因，归纳解决的方法。工余时间，再对照“诊断记录”，反复研习。没多久，他就渐渐摸透了东风车的“脾性”。
王涛爱学习，善于学习。除向书本学习外，他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吸收知识“营养”。一有空，他就去图书馆、新华书店。有一次，王涛在书店看到一套关于进口汽车维修技术的书籍，他爱不释手，但300多元的价格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他犹豫了一下，看了又看舍不得放下,最后一咬牙，还是买回了家。王涛现在的家庭藏书，几乎就是个汽车图书室。书架上，300多册汽车类书籍，和收集的各种汽车零部件技术图纸资料，挤满了所有的空间。
他近乎痴迷地钻研技术，为解决汽车方向盘安装在转向轴上、由于尺寸误差或装配不当引起的“下沉”，王涛一连几天冥思苦想，茶饭不香。一天他路过一家幼儿园，看到小朋友玩跷跷板，便突然来了灵感。他根据杠杆原理，制作了一个小拉力器，安装在方向盘中央，稍一用力方向盘就出来了。这一简易工具的使用，使此类故障排除提高工效10倍以上。
王涛说：“作为一个工人，首先要认真干好活儿。这是我们的天职，也是我们的责任。”
正因为有了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王涛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出了令人赞叹的不凡业绩。从一个高中文化的普通调整工，到享誉全国的“汽车调整大王”，他伴随着自己的成长，还创造了四个行业第一：
——累计参与装调东风车达20多万辆，无一起质量、安全责任事故，创造了卡车装调业绩的最高纪录;
——完成了30多项技术革新成果，成为同行业工人中技术革新成果最多的“土专家”;
——创造了国内卡车制造行业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操作法“王涛操作法”;
——撰写了8本累计逾百万字的汽车调整技术专业书籍，成为著书最多的汽车工人。
王涛不善言谈，在自己的岗位默默奉献。他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带领大家共同进步。如今，他写的书，都成了工友们的岗位培训教材;他搞出的那些小发明，几乎都成了大伙通用的调整工具。
王涛为东风公司的发展、祖国汽车工业的振兴做出了突出贡献，社会和各级组织给了他很多荣誉——
从1975年招工进二汽(现东风公司)总装配厂工作，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2001年，连续10年被评为东风公司劳动模范(其中1998年评为东风公司模范共产党员)，1995年被评为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199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7年被评为湖北省“十大杰出工人”、“职工职业道德十佳标兵”和“全国机械行业职工楷模”。1998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十大杰出工人”、“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十佳标兵”。同年被中宣部作为全国典型隆重推出。2000年，王涛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工业与信息化部原部长，曾在东风公司担任过总经理、党委书记的苗圩这样评价他：王涛同志把振兴祖国汽车工业的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结合起来，有一股锲而不舍、永无止境的钻劲;勇克难关、一往无前的闯劲;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韧劲。从他身上展现出的是新形势下我国汽车工人奋进、拼搏、自强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他为我们树立了新时期产业工人崇尚知识、富于理想、勇于创新的新形象!
是的，东风公司在不同时代、不同岗位上，都培养和涌现出了一批批优秀典型代表，这类模范人物和先进典型层出不穷……如“全国工人先锋号”王涛班，全国劳模王涛、黄华、王建清、杨国华、杨祉刚、朱卫东，全国抗疫先进集体东风畅行车队、全国扶贫攻坚先进个人刘鹏等。他们都是东风“马灯精神”的传承者，是具有家国情怀的央企员工努力进取、自强不息的典范!
共和国之骄子，不负众望
从1969到2021.半个多世纪过去， 二汽建设者们用青春热血和汗水，写就了充满着坎坷与辉煌、曲折与胜利、付出与收获的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史上的壮丽华章!
东风50多年走过的历程，有艰难、曲折，有困苦、坎坷，唯独没有彷徨!东风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因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在关怀着东风、支持东风。东风人风雨兼程，也一直在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50多年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东风公司始终用马灯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引领东风事业不断前进。
从1970年3月20日第一辆越野车成功下线，到2007年突破百万辆大关;东风艰难跋涉、卧薪尝胆，一路过关斩将。凭借非凡的胆识与智慧，东风人超前实践一系列敢为人先的改革举措，从一个深山里濒临“停、缓、建”的“三线”建设企业，迅速成长为行业的排头兵。1985年提前建成10万辆能力，成为全国最大的汽车企业。东风车在自卫反击战中冲锋陷阵、一举成名，被人民子弟兵赞誉为“功臣车”“英雄车”。
改革开放，东风人直面市场，转变观念，同舟共济，共度难关，推动公司再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以崭新面貌进入新世纪。勇敢走出大山，第二次创业，以十堰、襄阳、武汉“三级跳”的跨越，形成500公里的汽车长廊。东风从“缺重、少轻、无轿”，到“重、轻、微、轿”迎难赶上。艰苦奋斗的传统，自主创新的实践，奠定了“百年东风”的坚实基业。
新世纪，东风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瞄准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重大机遇，销量接连跨过100万辆、200万辆、300万辆台阶，跻身行业两强，经营效益大幅度提升，实现了量的跨越和质的飞跃。同时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海纳百川的胸怀，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扩大国际合作，在业务布局、产品结构、企业管理和人才资源等方面，为新阶段做大、做强、做优稳固了基础，坚定了方向!
作为国有特大型央企，东风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忘记过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每当国家和社会需要时，赈灾、扶贫等，东风总是冲锋在前。2020年，武汉遭遇百年不遇的疫情。东风大多数单位处在疫情中心，生产、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东风牢记央企的责任和担当，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两场战役中，第一时间驰援抗疫一线，为援鄂医护人员提供车辆出勤保障，累计捐赠款物1.05亿元;东风畅行组建千车千人规模的抗疫志愿车队，服务294个社区。复工复产中，东风人咬定全年经营目标不放松，全力实施追赶计划，为地方经济疫后重振和稳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场战役中，各级党组织成立345个党员先锋队，发动6537名党员投身防控一线，近5000名党群干部、劳模等下沉社区(村)，高效完成社区(村)急救、代购、配送、清洁、安保等多重任务。
尽管受疫情影响，东风仍在砥励向前。2020年，东风公司销售汽车345.8万辆，同比下降4.2%，营业收入5993亿元，同比增长3.2%。 2021年1-4月，累计销售汽车113.66万辆，同比增长49.5%。这个数字，显然是喜人的。
52年来，东风累计为社会生产汽车5000 多万辆，其中自主品牌汽车 2000 多万辆，累计纳税超过 5000亿元，是国家投资16.7亿元的300多倍，相当于再造了300个东风。
如今，当年的鄂西北穷山沟十堰，已成为高楼林立、车笛欢歌的美丽汽车城。东风(当年的二汽)从当年的幼苗已长成了参天大树。东风总部移师武汉，为东风的发展更增添了无限活力。老一辈创业者的愿望都已实现，怎不令人欣慰!
在“五一”前后几天的采访过程中，参观东风自主品牌东风风神乘用车工厂和东风汽车展厅，看到东风今天的成就，我不禁又想起了从一汽转战二汽、为建二汽殚精竭虑、“不建设好二汽死不瞑目”老厂长饶斌;想起了为祖国的汽车工业鞠躬尽瘁、为二汽建设春蚕般的孟少农;想起了无私无畏、“背水一战”“扭亏增盈”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使二汽第二次“起死回生”的黄正夏;想起那些怀抱理想、不顾个人得失、奔赴山沟，在马灯下挑灯绘图的工程师;还有那些响应祖国号召、从大城市支援三线建设来二汽、吃馍头咸菜都无怨无悔的每一个人……一辈一辈东风人，就这样义无反顾，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在马灯的辉映下，继续前进!
大国顶梁柱，永远跟党走!东风不负众望，正向着科技强企进军!《东风公司2020—2030科技规划纲要》，确定了未来10年公司科技创新的行动指针。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实现科技强企，是一代代东风建设者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是东风在激烈竞争中安身立命的根本。
东风人有“不信东风唤不回”的信心，有“敢上九天揽月”的胆略，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严峻的市场形势，再次磨砺了东风人的意志、品格、毅力。新长征的路上，东风人将志不松懈，按照公司第九次党代会绘就的蓝图，在建设卓越东风和世界一流企业道路上笃定前行!(《湖北汽车》杂志执行主编 刘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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