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6日，神舟五号成功着陆，杨利伟自主出舱。摄影/南勇
1995年，中国载人航天“921”工程开始之后第三年，开始从符合基本条件的空军飞行员中初选航天员。1998年，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等14人被选出来，正式成为中国第一批航天员。
但在已经退休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医务监督研究室研究员王德汉手里，还有另外一份20人的预备航天员名单：董小海、方国俊、王全博、胡占孜、孟森林、王福全、邵志坚……王德汉全程参与了这20名预备航天员的选拔。那是在1970年，中国曾轰轰烈烈地上马过一次“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工程，但这批先行者最终没能等来集训的通知。
胡占孜后来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们能够得到的外部资料太少，许多事情要靠自身来摸索。我们参加的体检，虽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但却为有关方面提供了真实的数据，为中国选拔航天员确立了一个参数，我们这一代就是奉献的一代。
回望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一路走来的历程，正是由于无数个像王德汉、胡占孜们一样的人们一代一代的接续努力，才有了今天遨游太空的中国天宫号空间站，才能让中国的“taikongnaut”，在继美国的astronaut与俄罗斯的cosmonaut之后，成为一个国家独享的用以称谓航天员的专有名词。
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建立的航天员培训中心，专门负责中国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图/新华
狗、猴子与锻炼员
今年90岁的王德汉，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自1950年代开始投身于航天领域，一直工作到千禧年之初，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
1956年，王德汉从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做了一年多的临床医生后，于1958年调至由劳动生理学家蔡翘领导下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三所，即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工作。该所当时主要关注海、空、陆三军有关的医学问题，研究人在高温、低寒、不同压力、噪声等环境下的工作与生活的医学方案，1964年，改建为航空医学研究所。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1958年8月份，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任务组，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任副组长，开始制订中国人造卫星发展的计划。
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参观探空火箭。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旋即成立，所长贝时璋担任探空火箭生物试验组组长，负责“宇宙生物学”研究。“581”任务定下不久，劳动生理研究所的蔡翘负责航空医学研究，主要是以人体试验为主，进行生物舱生命保证系统的预研工作。“火箭飞行中的生物(狗)生保系统研制与训练”课题，被列入当年“苏联帮助中国重大技术项目”。
先打上去的是老鼠。1964年，三批大白鼠先后飞到70千米的高空，又活着回来。1966年，祖孙两只小狗“小豹”和“珊珊”先后乘坐高空生物火箭，到了距离地面100公里的高空，生物舱内的测量记录仪记下了它们的心电、血压、呼吸和体温几项指标。这些早期试验，为载人航天积累了一手资料。
安全返回的“小豹”。1966年7月15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二枚T-7A生物火箭，搭载一只名叫小豹的小狗上天并安全返回地面。
动物试验过后没几天，就开始筹备“和平一号”任务，计划在1967~1968年，用中型运载火箭“和平一号”将两条狗、一只猴子和76只大、小白鼠送上太空，因为猴子的生理特性更接近人类。但到了1966年4月，因受“文革”影响，该计划戛然而止。
就在那一时期，17岁的何瑞琴因为根正苗红、学习好、身体好，被选中成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锻炼员。一辆大卡车将他拉到北京西郊，与上过天的那些小白鼠、花狗们住在一个大院里。
在这里的8年，何瑞琴每天的生活内容是参加各种地面模拟实验。在超重实验中，人的脸都会变形。如果蒙着眼睛做电动秋千实验，要忍受极大的恶心和眩晕，在耐寒实验中，锻炼员要在零下40℃的小屋子里，待上8小时。虽然当时来看宇航员上天似乎还很遥远，但他们已经模拟过无数遍了。
有一次，要测量锻炼员们在狭小空间中的忍耐力，穿着实验航天服，全身布满电极和导线，在与航天服相隔不足20厘米的空间里面，动弹不得。一天，何瑞琴忽然心烦意乱、身上直冒汗，研究人员在模拟舱外监测到他生理指标不正常，就通过对讲机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么一来，他感觉好像稍微好些了。
在实验进行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与他一起的另一个锻炼员浑身疼痛，实在难以坚持，说什么也不想做了，因此提前出舱。何瑞琴最后坚持了40天。据统计，前后共有数百名服役战士参加了数万人次的人体试验。在试验结束后，何瑞琴与其他锻炼员们陆续回到地方，重新分配了工作。
“没二话，我们就干”
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学系的范剑峰被分配到上海机电设计院，跟着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王希季搞探空火箭，每天跟进美苏载人飞船的进展。1961年4月12日，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艘载人飞船。加加林上天的消息传来那天，范剑峰正在火箭试验现场，也许是饥饿，也许是激动，他当即晕倒。范剑峰睁开浮肿的双眼时，第一句话就是：苏联人真的上天了?
上海机电设计院于1965年迁往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八研究院，简称508所，主要负责导弹、卫星和飞船研制。1967年3月，范剑峰叫了一些专家一起开过一次有关载人飞船的座谈会。这不是官方会议，更像是飞船爱好者们的“自嗨”。大家开始讨论，如何向上级建言，以尽快促进启动飞船工程。
会后，范剑峰找到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汇报工作，对方态度积极，让他们抓紧做。当钱学森问到有什么困难时，范剑峰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乱。钱学森的意思是，不管怎样，“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文革”开始之后，航天领域也受到影响。1966年8月，刘华清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随后开始组织相关专家，就卫星、飞船的体制方案和组建问题展开专题讨论。1968年1月，为成立空间技术研究院而设的“651筹备处”，召开了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设想论证会。当时的设想比较大胆，其中一项是按照5名航天员上天的计划，让各分系统提出方案。
1968年2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简称“五院”，钱学森任院长，由国防科委直管，“651筹备处”撤销。这个原本打算叫“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研究院”的机构组建没多久，其下属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就成立了载人飞船总体设计室，由范剑峰任主任。
在此期间，中国计划中的第一艘飞船得到了一个名字——“曙光一号”，但具体来源已不可考。据国防科工委历史资料丛书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曙光一号”最早出现在1968年4月8日。这一天，该所向五院汇报“曙光一号”工作进展情况，提出关于补充科技人员、设备研制和航天员训练问题。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也称为507所，它的主要前身，即是王德汉所在的航空医学研究所。
“曙光一号”载人飞船设计图纸。
五院载人飞船总体设计室成立后，就迅速展开了关于飞船设计方案的论证。遇到的第一个大分歧，是究竟应该上几个航天员。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都有人提。
一种想法是，在人数上不能输，既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超过美苏法日第一颗卫星的总和，那么“曙光一号”飞船也要多载几个人，超过外国。如果是五人方案，钱学森解释说，那就一个人是指令长，一个是航天员，一个是随船工程师，一个是随船医生，再加上一个政委。钱学森当时的意见是，只制定了一个5人方案还不够，还需再提出3人或2人方案，进行比较。
担任载人飞船任务生命保障系统总技术负责人的，是507所生命保障医学研究室主任贾司光。一开始要解决的，是飞行员的高空缺氧、防护和供氧问题。1958年，贾司光跟随一个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去苏联参观，因此有机会走进苏联航空医学研究所，受到了高空生理研究室主任的热情接待。在那里，他看到了保密的博士论文，并想办法购买下两套米格-21飞行员全套供氧装备，这些都成为中国后来开展载人航天医学工程的基础。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之后，“两弹一星”任务完成。1999年，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研制的23位科学家获得表彰。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王大珩、任新民、钱学森等，后来都成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重要推动者。
1965年5月，邓小平在钱学森的陪同下视察航天科研部门。
就在“东方红一号”发射这天，400多名专家汇聚在京西宾馆，参加“曙光一号”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讨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议上，参会人员还品尝了航天食品。
508所的研究员李颐黎回忆，航天食品种类很多，有巧克力、压缩饼干、牙膏状的鸡蛋炒米饭等。范剑峰所在的飞船总体设计室当时已经加班加点把飞船模型赶制出来了，外形有点像美国第二代飞船“双子星座号”。一种欢欣鼓舞的气氛在参会者们之间传开。
507所的尚传勋回忆说，这种形势下，载人飞船的步子当然就加快了。“上级提出来，要在1973年就把第一艘载人飞船送上天，这个计划让我们感到非常紧张，因为507所刚组建不久，也没有固定的地址，生产加工的条件也不具备”。在1986年研究所主体建筑落成之前，507所员工有5年时间都是在临时搭起的33顶帐篷中工作的。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钱学森曾在回忆往事时说，“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中央专委是当时中央专门负责重大科技项目的一个特殊机构。
1970年8月9日，国防科委通知，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办事组已经在7月14日批准，“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史中著名的“714任务”，就是由此批示开始。
这一年10月初，选拔航天员的工作也正式启动，黄治平担任选拔训练组长，王德汉担任医监医保组长。早期选拔标准如何定，主要是跟美国、苏联学习。标准定下来，就开始在沈阳、南京、广州等各个军区的空军部队里，尤其是歼击机部队的飞行员里挑选航天员。因为当时任务严格保密，所以不能像美国那样，由候选人自己报名，而是去到各军区，从档案着手，通过政审、飞行技术检查、初步体检，初筛了88名合格者。
1970年11月，就在黄治平、王德汉等人在全国忙着选拔航天员的时候，200多名航天专家在北京开了一场研制载人飞船方案的论证会。范剑峰报告了《“曙光号”飞船总体方案》，内容包括技术方案、技术指标以及各系统的构成等。他主张上两个航天员，这既符合技术与科学的现实，也是对上一人还是上五人这些方案的折中。这场会议简称“11·9”会议，在早期载人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1·9”会议之后，各就各位，很快不少装备就研制出来了，比如弹射椅、航天员手动控制系统、给飞船供电的氢氧电池……在航天服的研制上，当时的一个带头人是来自山东的葛申然。他没有上过学，裁缝出身，看几眼别人身材就能做出合身衣服，经常给军委领导做出国穿的西装。当时，他可借鉴的只有几张公开的美国航天服照片，还现去玩具娃娃厂学习了手模制作工艺，一点点琢磨出了达标的航天服。
1960年，科研人员利用打气筒为中国首枚自行研制的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加压。
短暂的“曙光”
1971年1月11日~5月28日，通过初选的航天员候选者来到北京空军总医院，开始进行进一步的身体检查。合格的人再去507所，去进行航天员的特异性体检。
方国俊是其中一员，他回忆，当时一来北京，就被安排住在医院一栋单独小楼，楼下有人把守，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9点睡觉，不能与外界和家人联系。他们被告知是来做体检的，别的没有多说。
进行特殊选拔时，需要做一些专项检查，以测试候选者在低压、失重等特殊条件下的身体反应。让方国俊印象最深的，是离心机检查，这项检查是看人耐受重力载荷的能力，每次增加负荷，身体渐渐难受的时候，他也像锻炼员何瑞琴那样，念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航天员需要承受5个G以上的载荷，当时他在试验中做了最大的，12.5G，这在他的肚子上留下了十多处红斑块。
最终，20个人过关，成为首批待训宇航员。这一年7月，王德汉等人也已制定出宇航员的训练方案。原本，宇航员需要两三年进行训练，正好能赶上在1973年底发射“曙光一号”。但过了几个月，这些预备宇航员却接到命令各回各的单位，随时听候新的指令。
“当时以为两三年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觉得可以了，实际上里面很多具体的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再加上经济困难，就下马了。”王德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714”任务的下马，曾参与过“曙光号”飞船论证的刘济生总结说，飞船的研制虽然有了雏形，但要想发射出去，运载火箭的难题还没完全解决。
1975年3月，国防科委正式宣布“曙光一号”工程暂停，只保留核心技术的跟踪研究。李颐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核心技术，主要就是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工作。范剑峰手下的人陆续离开了飞船总体设计室，飞船结构室主任戚发轫等骨干，转行去做了卫星。到了1973年底，范剑峰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但还保持着跟踪、研究国外载人飞船的习惯。和他一样没有放弃的，还有之前飞船控制系统所的所长屠善澄。
载人航天领域几乎涉及了当今世界所有的基础科学和理论技术，需要最先进的试验、材料、工艺设备和尖端技术的支持，是航天领域的一座高峰。但与当时的航天人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高涨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中国在资金与技术方面都缺乏实力。
后来担任神舟一号至神舟五号飞船总设计师的戚发轫曾解释过载人与不载人航天的差别。技术上的复杂性自不必说，此外，搞载人航天必须把安全和质量放在第一位。一般来讲，航天产品可靠性为0.97.比如火箭发射100次，允许3次失败。载人航天因为有人，安全性指标为0.997.也就是3‰的失败率。两个合在一起，就是每天发一次，30年都不能出事。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把所有可靠性措施都用上。
李颐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60年代和后来1990年代中国再次开启载人航天时的情况大不相同。1971年，中国返回式卫星还在研制中，没有发射过。直到1975年，中国才成功发射并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这项技术是开展载人航天的重要技术基础。因为载人飞船发上去之后，必须保证航天员平安返回。返回，就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或者飞船里的回收舱，而飞船的回收舱里有航天员、试验动物等。
1991年3月，时任航天部科技委主任的任新民向中央汇报中国研制载人飞船的技术基础时，这样说道：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很快就要退下来了，却积累了三十多年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我国既有搞“曙光一号”飞船的经验，又有搞返回式卫星的经验，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如生命保障技术、环境控制技术、返回防热技术等。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苏联一些成功的经验。
重拾载人航天梦
1986年6月的一天，一直默默追踪国外载人飞船进展的范剑峰突然被时任航天部五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叫到办公室。对方跟他说，老范，上天的事又有戏了，范忙问，是真的吗?杨嘉墀回答，那还有假!你先组织五六个人干起来。七机部已于1984年改名为航天工业部。
这一年初，时任国防科工委委员的陈芳允在一次会议上说道：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我们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完全可能的。
几个月后，1986年3月，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四名科学家将联名信《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送至中央最高领导人。同年10月，中国启动了简称为“863计划”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涉及七大领域，其中，航天技术列入第二领域，拨款50亿元。
1987年，“863”航天专家委员会成立，屠善澄为首席科学家，下设两个专业组，一个是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组，另一个是空间站及其应用组。
王大珩后来解释说，当时会有这个联名建议，是感到国际形势咄咄逼人。1983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多国纷纷响应，西欧有了“尤里卡计划”，希望在太空建造一个军事、科技、经济的运作系统。戈尔巴乔夫也提出了苏联的战略防御计划。太空竞赛进入新的热潮。
“863计划”启动的同时，中科院召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规划方案设想”大会。范剑峰在这场会上说，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从1966年到1986年，沉寂了20年，“曙光号”已经消失了，“863计划”可能会使中国的载人航天起死回生。
在“863”计划启动之前的1985年7月，针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中国航天未来的发展，航天部科技委已经在河北省秦皇岛召开了一场太空站问题讨论会，对发展载人航天进行了初步的技术、经济可行性探讨。会后出版了《太空站讨论会文集》，任新民在序言中写道：太空站迟早是要搞的，但等到人家都成了常规的东西，我们才开始设想，到时候就晚了。所以，从现在起就应有一个长远规划，对其中的某些单项关键技术应立即着手研究。一旦国家下决心发展载人航天，就能及时起步。
“863”之后，王德汉回忆，大的论证会就有三次，载人航天该不该上、该怎么上、投入多大，非常全面、系统。他和所长也参与了论证工作，各个单位要把自己的情况写出来。他起草了所里的论证报告，“因为开展‘714’任务到现在，还是有技术基础、人员和基本设备，还是可以搞。”
《瞭望》周刊曾写道，从国外载人航天历史上看，按照所占GDP百分比计算，载人航天是有史以来花费最大的工程，超过了金字塔、长城、大教堂以及各时代的奇迹工程。缺钱也一直是中国载人航天早期无法回避的问题。
与“714”任务相比，这一次，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更加详细，也更稳扎稳打。曾任航天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80年代初期，开始(在大项目中)提出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的问题。关于采用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的论证，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
当时，摆在面前的有两种方案，苏联的路是发射载人飞船，然后发展永久空间站，开展空间实验;美国的路，是用航天飞机把人送上天，利用航天飞机发展空间站。
“863”航天专家委员会下设的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组首席科学家是钱振业。在这之前，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钱振业之前已经和同事偷偷跑了全国各地的飞机设计所、制造厂、发动机设计所等单位，调研的结论是：中国目前没有能力研制航天飞机。
但当钱振业开始主持论证该用什么工具将航天员送上天时，他的想法是，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独断专行，要先当学生，再当先生。他琢磨之后，决定采用招标的方式，让大家把方案拿出来比比。两个多月后，六种方案被认真纳入考虑和决策，其中五种方案都是航天飞机。最具实力的是主张小型航天飞机的火箭技术研究院和主张载人飞船方案的空间技术研究院508所。两家单位从十多年前开始就分别一直在追踪国外航天飞机与飞船。
1988年7月，专家们在哈尔滨组织了评审。钱振业虽是坚定的飞船方案支持者，但在主持会议时并不发言表态。最后两种方案评审得分只相差0.31分，钱振业通知双方再回去对各自方案论证一年，再最终决定。
一开始，赞同航天飞机的声音比较多，当时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航天飞机的黄金时代。风度翩翩、口才出众的王永志是这一派的代表，他当时是航天工业部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1980年曾赴美国现场观看航天飞机发射，对其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9年，火箭技术研究院论证组曾致函航天部，认为搞飞船做一个扔一个，不但不能争光，还给国家抹黑，而航天飞机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航天部请示已退居二线的钱学森，钱写下：应将飞船案也报中央。
钱学森当时倾向于飞船的技术方案。他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飞船是一种经济、技术难度都不很大的运输器，而且中国已经熟练掌握返回式卫星的回收技术，可用于飞船的回收，所以研制飞船符合中国的国情。可以用简单的办法走一段路，以保持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的发言权。
这一年，在北京市阜成路8号的航天大院里，航空航天部召开了飞船与小型航天飞机比较论证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慢慢地，支持飞船方案的方阵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任新民最初倾向于航天飞机，但经过两三年的思考和探讨后，开始倾向于飞船。“航天飞机的造价和运行成本太高了，另外，飞船的安全性更可靠。但主要是钱的问题。”任新民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传播科学专家庞之浩解释说，当时，好几个国家都在研制航天飞机，但只有美国成功了，研制了6架、发射了5架，但损失了2架、牺牲了14名航天员，耗资2000亿美元，现在又回归到航天飞船的研究。“所以我们少走了一大段弯路，省了一大笔钱。”
在钱学森90岁的时候，钱振业曾写过纪念文章《永生难忘的教诲》。他写道，钱学森对待技术方案中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少数人或一个人的意见，也从不轻易否定。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正因为能够充分听取不同的意见，无论是来自老专家还是年轻的科技人员，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后做出决策，从而保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健康、顺利地发展。
长征二号F型火箭总装测试动员会。
飞船起步
到了1989年底，专家们在科学层面的争论尚没有换来高层的拍板决定。任新民、钱振业、范剑峰等人都想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希望向最高领导人递话、吹风，以便载人航天早日走上正轨。
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是载人航天的重要推动者。他之前就让钱振业带头，在内部做过工程论证，包括研制的经费、周期、技术指标等问题，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准备了两份文件。
1991年1月末，在一场“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上，刘纪原见到了邓小平的妹夫、时任二炮副司令员栗前明，便趁机将两份文件递给了他。在其中一份文件上，这样写道：我们认为，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技问题。要靠下面统一认识，是不可能的。
3月14日上午，航空航天部的一部专用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打来的，通知说：3月15日下午3点至5点，总理李鹏要邀见任新民同志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取汇报。
第二天下午，李鹏及其秘书、任新民、钱振业四人在国务院202会议厅见面。钱振业汇报了为何选择飞船方案，三步走的发展方案，并提出他们思考多年的战略，不可不搞，不可大搞，飞船起步，平稳发展。
根据会议纪要，李鹏说，在航天技术方面，看来我们已经掌握了卫星发射技术、卫星定点技术和返回技术，现在就剩下载人技术了……我们现有的条件，是不可能与美国搞军备竞赛的，但我们也要在某些点上显示我们的实力，不能落后。虽然资金上有困难，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飞船项目所需的几十个亿还是可以解决的。飞船工程一定要专款专用。
随后，就是一系列的“绿灯”。1991年4月初，航空航天部的联合论证组突击完成了《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11月，形成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1992年9月21日，在中共中央第195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代号“921工程”。
立项之后，就要选定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据刘纪原的回忆，当时有四位人选：任新民、王永志、戚发轫、钱振业。任新民资历最老、德高望重，但年纪过大。另外三位都在58~59岁间。
王永志组织能力强、知识面广、有号召力，是顶呱呱的火箭专家，但是对卫星系统相对不熟。戚发轫头脑清醒，业务能力、组织能力都强，与王永志相反，他多年来一直搞卫星，但是对火箭相对不熟悉。
钱振业一直在搞运载火箭，近十年专门跟踪研究载人航天，对飞船系统比较熟悉，有才华、有胆魄，但性子直率，个性太强。1992年11月，载人航天大总师的人选定了下来，是王永志。
1993年10月的一场论证会上，像过去无数次那样，航天领域的专家们又开始“吵架”，这次的主题是评审飞船总体方案。钱振业又站起来“放炮”，此时，他已经不再担任载人航天的重要职务，被调去搞战略武器研究，出席这个会议时的身份是“特邀嘉宾”。
飞船方案批准后，平时说话细声细语、腼腆内敛的范剑峰，未被分配到飞船一线。2003年，杨利伟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中国人。这一年，《千古一梦》一书的作者李鸣生几番争取，终于得到了来范剑峰家中采访他的机会。但他发现，范的家里连一张写字台都没有，只有吃饭的小圆桌可以权且容得下一个笔记本电脑和一些资料。范剑峰打开保密柜，拿出曾经一摞摞飞船设计图纸，图纸的落款处，都没有他的名字。范剑峰解释说，当时搞设计的人不能署名，只能以组织的名义。
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起步，其间几经周折，终于进入到实质性的实施阶段。按照“921”工程布局，中国载人航天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发射无人飞船和载人飞船，实现载人航天飞行;第二步是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航天员出舱活动，发射了一个8吨级的太空实验室;第三步，建立有人照料的长期天宫太空站。从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将航天员送入太空至今，在前两步中，中国成功研制和发射了6艘神舟载人飞船、2座天宫空间实验室和1艘天舟货运飞船，已把11名航天员送上了太空。
2021年4月29日，随着空间站天宫号的核心舱发射，意味着“三步走”计划到了第三步。一个多月后，6月17日，神舟十二号又将三名航天员送上太空。按照计划，今年和明年，中国将接续实施11次载人航天任务，包括3次空间站舱段、4次货运飞船以及4次载人飞船发射，于2022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
如今，几乎用毕生精力来推动、研究、论证中国载人航天的专家们大多到了人生的晚年，在载人航天这个大目标上，算得上“功成身退”了。
(本文参考了《“曙光号”全解密》《千古一梦》《走近钱学森》《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历史资料丛书——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神舟首任总设计师讲述：中国航天的历程》《中国飞天路》等)
记者 彭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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