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拍农民戏， 先拜农民师”

　　7月，上海电影制片厂老导演赵焕章迎来91岁的生日。他为中国电影留下多部经典之作，特别是农村题材电影，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在第三十三届电影金鸡奖颁奖礼上，赵焕章与丁荫楠、金迪两位前辈一道，获颁“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表彰”。到了“鲐背之年”的赵焕章，耳背，腿脚不听使唤，坐着轮椅接受颁奖。老人家一身喜洋洋的大红外套，正脸对着镜头，中气十足地发表获奖感言。还是那一口带点山东腔的普通话，一板一眼，掷地有声，好像又回到30多年前，他和他的影片《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红遍大江南北的日子。

　　按照中国电影导演谱系，赵焕章属于“第四代”导演，与吴贻弓、丁荫楠、吴天明、谢飞同辈。绝大多数“第四代”导演都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正式开始拍片，而赵焕章在片场摸爬滚打的时间早了整整20年。

　　在上海电影界，赵焕章属于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入行的一批电影人。进电影界前，他是鲁豫皖老解放区的一名文艺战士，在山东大学接受艺术启蒙，在部队文工团排演过话剧。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随军南下，进驻上海，被分配到刚刚组建不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与上海电影人，彼此取长补短，互帮互学，共同进步。赵焕章这一路人马，大约有四五十人，同行的还有仲星火、汤化达、铁牛等一批后来为观众所熟悉的老影人。那时候他们年轻，一身粗布戎装，皮肤黝黑，浑身散发着沂蒙山淳朴的泥土气息。汤晓丹导演后来有个说法，他们的到来是“给咖啡加点糖”，上海影坛因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进入上影厂，赵焕章的人生迎来一次重大转型。像他这样的老区文艺战士，对电影这种现代工业产品原本知之不多。好在进厂以后，遇上了一批经验丰富、古道热肠的电影前辈来为他们架桥铺路。像沈浮、汤晓丹、桑弧、徐韬、鲁韧等，这些大名鼎鼎的老导演，先后都在片场当过赵焕章的师傅。赵焕章从场记、助理、副导演开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电影导演。从1952年进厂算起，到1980年晋升导演，赵焕章花了整整28年。那一年，他50岁了，才刚刚把导演前面的那个“副”字去掉。这样的人生履历，在今天看来都有点不可思议。可恰恰是这一漫长而扎实的人生历练，才赋予了赵焕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底气和功力。

　　赵焕章的成名作并不是人们熟悉的“农村三部曲”，而是1980年的《海之恋》。今天知道这部片子的人大概不多了，可我依然记得，当年看完《海之恋》之后的心潮澎湃。夕阳西下，大海泛着炫目的波光，把人带入了一个金灿灿的美丽新世界。赵焕章更像是一位用镜头作画的浪漫画家，他用一幅诗意喷薄的图卷，向人们宣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真正让赵焕章攀上创作巅峰的，是1981年6月上映的农村题材轻喜剧《喜盈门》。当时，电影发行按拷贝数和观众人次计算。《喜盈门》创下的纪录，是发行拷贝4000多个，城乡观众5亿多人次。

　　《喜盈门》在40年前凭啥这么火?答案不只在电影，更在于那时候刚刚起步的历史大变革。《喜盈门》是一部家庭伦理剧，讲北方农村一个四世同堂大家庭，祖孙婆媳姑嫂妯娌之间的人际关系纠葛。最早的农村改革，推行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机制，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目的，让各家各户的实际劳动力数量，成为生产规模和收入来源的决定因素。《喜盈门》锁定的这一主题，并非农村体制改革本身，而是由此引发的家庭伦理话题。这样一来，一个复杂难缠的问题，就被转换成了浅显易懂的家庭亲情关系描绘，让观众透过伦理亲情的重建来感知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脉动。假如没有对乡村生活的透彻体认与切身感悟，想做到这一点恐怕是不可能的。赵焕章扎实、厚重的生活和艺术积累，成全了他。

　　《喜盈门》里有个细节，大媳妇强英趁爷爷外出给孩子们煮饺子吃，可巧，爷爷又折了回来。强英把饺子藏了起来，可桌下掉了一个，强英怕爷爷看见，就用脚狠狠踩住，把饺子碾了个稀巴烂。她宁肯把饺子踩烂，也不肯给爷爷吃。强英这一脚下去，让我记恨了许久。用这样的细节塑造人物性格，绝非一般的艺术表现，它并非来自艺术本身，而是现实生活的赐予。

　　《咱们的牛百岁》有一场戏，懒汉田福跑到牛百岁家里去泄愤砸锅。谢晋导演对这场戏赞不绝口，说这种戏谁都拍不过赵焕章。没几十年的农村生活，绝拍不出这样朴实无华又精彩绝伦的场面。

　　这个经验，经过赵焕章的提炼总结，就成了他践行终生的创作箴言：“要拍农民戏，先拜农民师。”石 川

　　(作者为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