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与父亲的漫长和解

　　“战争究竟能给一个人——一个极其平凡的、默默无闻的市民——的生活和精神带来多大、多深刻的改变。”在《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的后记中，村上春树如此交代自己写作这本小书的目的。

　　这是一篇有关亲情的文字，但文章想要传达的价值又超乎亲情之外。翻译成汉语不过3万多字的散文，饱含作者对于命运、战争等宏大母题的思考。

　　东方文化常以动物比喻人的情感，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中国读者很容易理解“弃猫”的寓意：家里收养的一只流浪猫，肚子渐渐大了，父母担心日后照顾不了它生的小崽，于是决定把它带到离家两公里的海滩遗弃。没想到的是，村上春树和父亲刚从海滩回来，发现那只猫先他们一步回到了家里。

　　村上春树成为职业作家以后，有二十多年没有和父亲见面。即便对于个人家庭生活时常存在各类矛盾冲突的作家群体而言，村上与父亲的家庭关系也堪称极端个例。直到父亲临终之际，两人才再次面对面交流，达成一场“笨拙的和解”。

　　不同于一般的亲情写作，父亲参加侵华战争的历史，占据《弃猫》篇幅中很大的一部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上春树都以为父亲曾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日军第二十联队无疑是臭名昭著的：它是最早攻占南京的日军作战部队之一，并参与实施了随后的南京大屠杀。著名的《东史郎日记》作者东史郎也曾作为这支部队的一员，目睹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毫无人性的烧杀淫掠。

　　作为坚定的反战人士，村上春树相信这支部队的所作所为“充满了血腥”。因此，在调查父亲从军历史的过程中，他充满了抵触心理，以至于迟迟没有向父亲打听战争时的故事。直到下定决心了解父亲的过往，村上才发现父亲实际上隶属于辎重部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前线作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村上春树的父亲毫无战争责任，在村上年幼时，父亲仅有一次坦白他所在的部队处决中国战俘的情景——无论是亲自动手，还是仅仅在一旁目睹，战争的记忆都是村上的父亲不愿回忆的，但村上认为，这件事父亲无论如何也想以某种形式讲给继承自己血脉的儿子。

　　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村上春树本人并没有直接的战争记忆，也没有创作常规意义上的战争文学，但对战争的反思贯穿于村上创作思路的始终。

　　在其为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而发表的著名演讲《鸡蛋与高墙》里，村上春树这样说：“若要在高耸的坚墙与以卵击石的鸡蛋之间作选择，我永远会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在同一篇演讲词里，村上也提到了自己的父亲：在父亲的晚年，时常以兼职佛教法师的身份，替死于战争中的人们祈祷。

　　喜欢村上春树的中国读者，多半会遗憾他没有到中国参加读者交流，与村上有过直接交流的中国人更是寥寥无几——这对于爱旅行且身体健康的村上来说很难让人理解。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村上还没有现在这么知名的时候，他曾有段中国之行。这段旅行被记录在游记《边境 近境》中，他并非为了到知名景区“打卡”，而是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

　　1939年5月，关东军在中蒙边界的诺门罕挑动边界冲突，结果在苏军机械化部队的反击下一败涂地，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关东军不得不收敛进攻苏联的野心。这段历史，后来成为村上春树小说《奇鸟形状录》的轴线。

　　村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残暴向来直言不讳。他在《奇鸟行状录》中就借人物之口说：“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

　　在近年的代表作品《刺杀骑士团长》里，村上春树再次提及南京大屠杀：“日军在激战后占领了南京市区，在那里进行了大量杀人，有同战斗相关的杀人，有战斗结束后的杀人。”他还不无尖锐地向右翼分子质问：“有人说中国死亡人数是40万，有人说是10万，可是40万人和10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作为一名小说家，村上春树并不是一个热衷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但是，对战争的反思贯穿于其创作的始终。批评战争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反思战争的残暴本质，无疑是其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之一。

　　在《弃猫》里，村上春树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这种反思，展现了战争之于个体命运的荒诞：正因为父亲没有参加日军在二战后期的作战，没有被送到惨绝人寰的滇缅战场，这才“捡回一条命”;与之相反的是，村上之母曾有一个未婚夫，不幸在战争中殒命。自然，如果没有这样的伤痛与别离，村上的父母就不太可能走在一起。

　　父母因战争经历的阴差阳错的命运，“幸运”地让村上春树得以诞生;在文学意义上，离开了父辈的这段往事，就无法造就这名伟大的作家。但是，就战争造成的巨大伤害而言，人们有千千万万个理由反思和悲恸，而绝没有一个理由遗忘、逃避或侥幸。

　　在《弃猫》一书的结尾，村上又讲了一个孩提时代关于猫的故事：一只小猫爬上了家中院里的松树，却不知道怎么下来，这给他留下了“下来比上去难得多”的教训。最后，他留下了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哲思：“结果可以轻而易举地吞噬起因，让起因失去原本的力量。这有时可能杀死一只猫，有时也可能杀死一个人。”

　　我们无从得知，村上春树最终与父亲达成了何种程度的和解，或许这和解本身依然充满着父子之间的别扭与尴尬。但是，“我拼了命把它写了出来，作为写作之人的职责”，村上春树这份真诚对待血缘与历史的态度无不令人动容。

　　面对家庭的曲折往事，面对历史的诡谲云涌，一个写作者始终如一地真诚以待，坦然自省，这就够了。(城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