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的紫禁城太和殿
600年前的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正式迁都北京。迁都前，朝廷对北京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宫殿、坛庙、城垣、城楼、陵寝等，工程种类繁多，规模浩大，对木材、石料和砖瓦等建材的需求大增。如何快速把这些建筑材料远距离运送到北京?靠着勤劳和智慧，古人也用上了“特快专递”。
来自四川深山的木材快递
当时北京宫殿建造主要是木质结构，使用的木材几乎全是顶尖的楠、杉、松、柏、樟等，而这些木材大多产在四川南部和东部、贵州东北部、湖广西部地区的深山老林。朝廷组织了专班，在采伐地设置木场，设有督木同知专司砍伐事宜，招募有经验的斧手、篾匠、拽运夫等，参与木料的砍伐与运输。楠、杉大木皆产于深山之中，为避免木材砍伐坠入深谷导致损毁，技术要求很高，每次砍伐都要采用定向拽曳技术。树木伐倒后，要进行去顶、截根等粗加工，由斧手砍掉树木枝叶，修理主干形成木方，并在大木一端凿孔，即“穿鼻”，以适应长途运输的需要。
木材粗加工后，要转运出山。首先把木材从采伐地运到“外水”，即溪水处，让木材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即溪水递运。一棵大型楠木长达二十多米，直径也有三四米，如此大棵的木材只有借助溪水的力量才能运出深山。山溪平时水量小，加上水道崎岖，砾石遍布，因此要等待雨季溪水泛涨的时候，大木才能浮起，方可顺流拽运前进。因为高程问题，有时还需要分段筑坝蓄水，建立方塘，避免溪水减少影响运输，这样才能逐级下放大木运至大江。如此的漂流运送一般在夏秋季节进行，这个时期雨水量大，溪水泛涨，便于运输。《四川通志·木政》有载，“拽运于陆者在冬春，拽运于水者在夏秋”。
这些深山里采伐的木材运出山到达川楚大河后，“督木同知将放出木头赴督木道交割”，验收之后将这些木材沿江河递运至京城。这些木材因为是朝廷征用，被称为“皇木”。
运送皇木分为沿长江和沿运河两个阶段。沿江递运是靠着长江自西向东流的优势，将这些皇木扎成巨大的木筏、木排沿长江漂流。长江水道各段地势变化较大，水势也大不相同，因此需要沿途经过的各府州县征用军士或民夫协助拽运。
皇木自长江进入运河后，此时地势南低北高，皇木到山东南旺运河段，需逆流而上;过了南旺后，运河变成了顺流而下;经过天津后，再沿北运河北上又是逆流而上。木材顺流而下较为容易，而逆流输送则较为困难。朝廷为保证皇木顺利运输，多次命令沿河附近州县组织民夫助运皇木。这种运输方式一直延续到明末。
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北上进京时，看到运河沿岸民夫拽运皇木，他记载：“一路看到把梁木捆在一起的巨大木排和满载木材的船，由数以千计的人们非常吃力地拉着沿岸跋涉。其中有些一天只能走五六英里，像这样的木排来自遥远的四川省，有时是两三年才能运到首都。”可见皇木沿运河输送有多困难。
这些皇木进入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张家湾，再由这里运往北京城。张家湾设有暂存木料的木厂，称为“皇木厂(神木厂)”;有专门运送木石的车户，负责将皇木输送至京师。巨型楠木特别沉重，一般要用多辆大车运送。“自湾至神木厂，陆路半日之程，大车两辆并作一辆，名双脚车，止运木一根。”陆路运输也有时间上的安排，一般在冬春季节进行，“冬春土力坚实，上下所乘在此一时”，夏秋雨水较多，道路泥泞不堪，对运输极为不利。
来自徐州和浚县的石料快递
当时北京的建设工程使用石料更多，这些石料一部分来自北京城附近的房山、西山等地，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地，比如用量较大的花斑石多来自今江苏徐州、河南浚县等地。如何安全快速把这些石料运送到北京，也是十分严峻的课题。
石料开采好后，首先要把石料从石塘坑内翻出。这是极其困难的工作，即便是一般中小石料，将其翻出塘坑也绝非易事;而对于大型石料，翻出石塘坑则更加艰辛。在装运之前，先把石料就地加工成粗料，再把到装车点的路段开凿成一个大斜坡，垫上滚木，使用撬杠和人拽的方式，缓慢移动石料，才能将石料放置在运输工具上。据《两宫鼎建记》记载，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车，非万人不可。”石料装上车后，就开始了运输过程。
大型石材体积较大，沉重无比，不仅装卸困难，且运输难度极大。《两宫鼎建记》记载：“三殿中道阶级大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府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船拽运。派同知、州判、县佐贰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船、资渴饮。计二十八日到京，官民费计银十一万两有余。”这里的旱船是指运输石料的大车，只能在冬季进行拖运，因为严冬结冰时，沿途每里挖一口井，以井水浇路结冰，由军夫、民夫拖运装载巨石的大车，即旱船，在冰上缓慢移动，一路拽运至工地。从房山大石窝到北京城140里，这样的运输方式，每天行程约4到5里，需花费近1个月时间，耗时费力，艰难可见一斑。
对于采自外地的石材，因距离较远，大多利用运河运输。江苏徐州、河南浚县等地的花斑石就是通过大运河运至北京的。徐州出产的花斑石，由漕船经御河北上，进入北运河到达通州;产于河南浚县的花斑石则经卫河进入御河，沿途北上到达通州。《万历顺天府志》记载，通州张家湾有花斑石厂，这些花斑石经水路运来，运至通州张家湾码头后卸船，暂存在花斑石厂，然后根据需要运到营建工地。
石料运输在时间安排上选择在冬季进行，除了冬季路面坚硬，便于冰化路面之外，还因为春夏之际往往农事繁忙，此时征调民夫对农业生产不利。
石料运至北京城各处工地后，工部派遣官员专门负责验收。“大料运至西长安，夕，交卸，小料运至内西华门外河边交卸，灰石作会收，令石匠成造，然后用人夫运进宫殿。”至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运输到京城的石料才进入建筑使用环节。
从京杭运河纵剖面图上可以看到南旺地势较高
运河沿岸的砖料快递
当时的砖瓦，除了琉璃瓦在京西烧制外，还大量使用了山东临清等地的优质砖料。据临清《缮部题名记》载：“国家营建，工恒需于陶，陶恒于要会地。临清故要会，吞汶、济、漳、卫诸水，建瓴沧渤，樯舰蔽流而南北者，盖猬毛集也，因北舰之集，而以所陶附之北输，于输便，临清建砖厂陶焉。”
烧造砖瓦的地点大多在运河沿岸，永乐九年(1411年)疏浚会通河之后，南北水道彻底贯通，漕船及官、民运船往来频繁，于是朝廷发明了过往船只帮助捎带砖料的做法，这样数量庞大的烧砖就被一拨拨的漕船捎到了京城。尝到了甜头后，朝廷逐渐制定并完善了运船到京常例顺带砖料的办法。带砖所涉船舟由开始的漕船，迅速扩展到除御用皇船外之一应官民船只。到嘉靖初，北京建设工程增大，需砖量日益增多，漕船每只带砖高达192块，民船带砖数量也是天顺年间的两倍。
逐渐，北方临清和南方扬州仪真、瓜州成为主要的砖料基地，其中临清砖厂每年顺带到京城的砖料大约在百余万块;仪真砖厂，也称南京工部分司，每年可提供二百余万块。仪真砖厂集中了江南各地的砖料，江南舟船也都在此顺带砖料，为了便于管理还使用了专门的“砖票”。瓜州砖厂在扬州府江都县瓜州镇新坝北，每年也能向京城提供不少的砖料。
大量砖料运到通州张家湾附近砖厂交卸后，还需要再运往北京城。由于军民车户转运不及，砖料多堆积通州潞河一带，而工地用砖却供应不上。监察御史罗通扈“建言免天下徒流以下罪囚运砖”，永乐帝朱棣采纳了这个建议，制定出台了罪囚输作纳赎的法规，其中即有运砖一项。到了正统年间，除了罪囚之外，小过也罚运砖料。弘治年间，甚至朝官也被罚运砖，“三品以上者罚令运砖五百;四品以下者三百;九品以下者二百”。
虽然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但在北京城的营建中，人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使全国各地的各类建筑材料持续不断地运送到北京来，这才成就了气势磅礴、雄伟壮丽的北京城。(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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